以上引文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汉末天下大乱，唯交州安定，学风很盛。第二，牟子无意做官，一心钻研佛教。第三，为驳斥世俗之徒的非议和弘扬佛教，决心著书立说。第四，以儒学来理解佛教，开后世格义佛教之先声。特别以儒学解释佛教教义，说明当时的佛教还处于初传阶段，若不假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则人们不易接受，正如《牟子理惑论·序》所载：“问：子云佛经如江海，其文如锦锈，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须江海而饮，而饥者不必侍敖仓而饱，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尽管说交趾佛教尚处于初传阶段，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点只要看一看《牟子理惑论》对佛的理解便可明白：“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犹言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当时交趾若无佛教流行，牟子对佛教义谛不能有如此造诣。 
　　
　　下面再以康僧会为例，看一下交趾的佛教水平。《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十余岁，两亲并亡，以至性奉养，孝服毕出家。……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以赤乌二年（247年）初进建业（今南京），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孙）权即召会诘问……大加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一个生于中国的外国人，在交趾出家，若交趾没有高水平的佛教和学问基础使其成长，决不可能成为江南佛教大师。《高僧传》说他是江南佛教始祖是错误的，江南佛教不始自康僧会。由此可知交趾一定有印度高僧寄居，经常开法会讲道，还翻译经典，如月氏人支疆梁接于256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 
　　
　　交州与扶南（今柬埔寨）接壤，而扶南与印度有往来，受印度文化影响，故交州佛教经由扶南从印度直接传来无可怀疑。例如真谛就是梁武帝从扶南请来的西天竺僧。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扶南僧来华，如梁时的僧伽婆罗（Samghapala）和曼陀罗（Mandra），陈时的须菩提（Subhuti）等。前述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就是黄武五年（225年）至黄龙三年（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按孙权的指示派去扶南通好的。他们回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两书今佚），介绍南海诸国情况，促进了中印交通的发达。 
　　
　　据《梁书·诸夷列传》，三国时代从扶南到印度的路线是：“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克拉地峡），循海大湾（暹罗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则到天竺江口，逆水七千里乃至焉。”即从扶南海岸出发，渡暹罗湾，从克拉地峡附近穿过马来半岛中部，至安达曼海，沿泰国海岸北行，直入恒河河口，再沿河上溯至中天竺。这条路线比前述《汉书·地理志》所记要便捷得多，因为《汉书》所记的路线是绕过马来半岛，而且不从恒河河口入中天竺，却放过恒河河口，一直到南印度才登陆。 
　　
　　扶南为佛教东传的中继站，从陆路可通交趾，其重要性与西域的于阗、龟兹相同，不少中国僧到交州准备在此渡海至印度，如于法兰、于道邃两人打算假道交州去印度。《高僧传》卷四《于法兰传》记载：“西晋人于法兰，高阳人也。……性好山泉，后闻江东山水，剡县最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嵊，居于石城山足。居剡少时，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于道邃，敦煌人。……十六出家，事兰公（于法兰）为弟子，学业高明，后随兰适西域，于交趾遇疾而终。” 
　　
　　（二）广州的佛教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记载，后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部下“（吕）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交州还治龙编（今越南河内），广州移治番禺。《吴书·三嗣主传》又载，孙休（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又分交州置广州。此后，由于众多的原因，广州逐渐兴起。以前东西方贸易经安息（波斯）和大秦（叙利亚）双重媒介，波斯贩于东，叙利亚贩于西。后叙利亚强盛起来，欲打破波斯人的垄断，积极开拓直通中国的海路，使广州地位骤变。同时汉末以来中原战乱，民不聊生，独广东僻处岭外，所受影响较微，海外贸易发达，中国商船远达红海。德国人李希多芬在《中国交通史》中说：“历第一世纪之后半，西亚海泊始至交趾，凡二百年继续航行。至第三世纪中叶，中国商船渐次向西，由广州达槟榔屿（Penany）；至第四世纪，渐达锡兰（Cylon）；至第五世纪更由希拉（Hira）、以达亚丁（Aden）；终乃至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至第七世纪末，而阿拉伯始与之代兴。据八世纪阿拉伯人古旅行记说，波斯湾、阿拉伯海，华人帆樯如织。”［①ｍ］至唐代，广州已取代交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西方各国称广东为“支那”，称长安、洛阳为“摩柯支那”。这样的称呼在佛经中也屡见不鲜，可见广东地位之重要。 
　　
　　当时广州与波斯、阿拉伯有直通航线，这条航线的中转站是锡兰，所以中印交通非常便利。真人开元《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着广州对外贸易的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黄巢起义军攻下广府（Khanfu即广州）时（中国史料为879年，阿拉伯史料为878年），“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可见寓居广州的外国人之多。 
　　
　　根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记载，唐德宗贞元（785－804年）时贾耽所撰的入四夷路程，广州至印度的路线如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古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二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麻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蕃人谓之‘质’（马来语‘质’即海峡之意），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侧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