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伯希和的考证：屯门山在香港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九州石就是后来的七洲，海南岛东北角的Taya岛。象石即明代的独珠山，今Tinbosa岛。占不劳山即岣崂占（Culal Cham）。陵山为Sa-boi岬角。门毒国即归仁。古笪国即Kauthara，今衙庄（Nha-trang）。门毒、古笪均属占波国。奔陀浪洲即宾童龙（Panduranga），今藩笼（Phanrang）。军突弄山，汉译昆仑，今PouloCondor。罗越国为马来半岛南部海峡即麻六甲海峡。佛逝国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岸。葛葛僧国为Browers群岛之一。胜邓洲为苏门答腊之一部分，今Del和Langkat一带。婆露国为义净所记之婆鲁斯，《新唐书》之郎婆鲁斯，今Nicobar群岛。婆国伽蓝为婆露国之一属地。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没来国即《西域记》卷一○所记的秣罗矩吒（Malakuta），即秣剌耶（Malaya）国。简而言之，这条路线是从珠江出海，经海南岛，出麻六甲海峡，横断孟加拉湾，到斯里兰卡，再北抵南印度。 
　　
　　这条路线与义净赴印求法的路线大致相同。不过义净是出麻六甲海峡之后，西北赴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Tamraliti，在恒河口）。 
　　
　　印度戒日王（约606－647年）时代，佛教复兴，以传教为己任。641年他派使者谒见中国皇帝，中印间首次建交。印度僧侣接踵来到中国特别是广州弘教。中国西行求法僧也以广东为起迄点（义净等以广州为起点，昙无竭以广州为终点），遵循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当时搭乘商船来广州的外国僧很多，有昙摩耶舍、耆域、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般剌蜜帝、不空金刚、金刚智等。他们都以广州为传教根据地向北伸展传教线，一直达到长江流域和长安、洛阳的中原地区。 
　　
　　《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传》记载，昙摩耶舍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年）来到广州，住白沙寺（今光孝寺），广收门徒，弘传佛法，门徒达八十五人之多。由昙摩耶舍创建的光孝寺，历刘宋至唐，禅风弥盛，凡中外名僧行经广府，无不莅寺巡礼或暂驻讲法。如求那跋陀罗、真谛、义净、鉴真等。禅宗六祖慧能，在光孝寺演“即心即佛”之顿悟法门。密宗不空金刚又在此寺立灌顶之法，度无量众。与鸠摩罗什、玄奘合称三大译家的真谛，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经由扶南来到广州，后北上建业（南京）、豫章（南昌）等地，两次回广州从事译经。真谛在华二十三年，寓居广州光孝寺先后达十二年，译经50部。（占全译164部之1／3弱）。真谛所传的法相、唯识之学，至隋唐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派。还有禅宗的祖师菩提达摩，也以光孝寺为传法的据点。后来禅法由广东北传，在嵩山少林寺立足，最后发展成中国人自己的宗教－－禅宗。 
　　
　　唐代广州佛教兴盛，寺院林立，除上述最早的光孝寺（或叫制旨王园寺）以外，今存的寺院还有宝壮严寺、开元寺、蒲涧寺、海光寺、大通寺等，今不存的寺院有显明寺、智慧寺、西阴寺、和安寺、慈度寺、护国仁王禅寺、悟性寺、千佛寺、千秋寺、婆罗门寺等。《唐大和上东征传》还记载：“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可见广州除中国寺院外，还有专为梵僧聚居的梵寺，从而广州梵僧之多，佛教之盛可以察知。 
　　
　　据有关史料，自三国至唐500年间循海道往来于中印之间的中外高僧有33名，论时间则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但要知道这些仅是有资料根据的，没有记载的无名僧不在少数。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僧侣弘法求法的路线就是贸易的路线，佛僧与商人结伴而行，佛教自释迦牟尼开教以来就与商人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哪里有商人哪里便有佛教。因此，东晋以来往返南海的僧侣的增多说明了南方对外贸易的发达，从而为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提供了证据，同时表明三国以后中原战乱频繁，无力经营西域，致使陆路阻塞，中西交通主要改遵海路，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是经由西域诸国，而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根据季羡林研究：“‘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语的pud或pud（或焉耆语pat），……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中国同佛教最早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还是直接的。” 
　　
　　再从中国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来看，此经汤用彤肯定非出汉人伪造，而且《牟子理惑论》也曾援用此经。《牟子理惑论》“确为二世纪末年之撰述”，则《四十二章经》翻译的年代比《牟子理惑论》更早。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后汉书·襄楷传》载襄楷上书中也引用过《四十二章经》，如上书中的“浮屠不三宿桑下”系引自《四十二章经》的“桑下一宿”一语；“革囊盛血”系引自“革囊众秽”一语。襄楷是山东人，可见当时佛教已由江苏传到山东。《四十二章经》有二个译本：第一个译本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用的是“浮屠”，襄楷引用就是第一个译本。第二个译本是现存支谦的译本，系译自某种中亚语，“浮屠”一律译成“佛”。 
　　
　　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最早的佛教即1世纪中叶楚王英所信的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因为那时使用的是“浮屠”。及至后汉末三国初，西域高僧和居士，如安世高、支娄迦忏、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所译的经中都译成“佛”，这是反证。 
　　
　　《后汉书·西域传》中没有关于西域佛教的任何记载。我们知道，《西域传》的原始资料来自班勇的记载。班超于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出使西域，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班勇自幼随父长期在西域生活，后又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至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经略西域，对西域情况很熟悉，若西域流行佛教，他不会不记。可见127年以前西域诸国还没有信佛。 
　　
　　第三，任何一种外来宗教，初传入时必须与该接受国的固有信仰结合起来，否则就站不住脚，更不用说扎根了。佛教也是如此，当初楚王英也好，百年后的桓、灵两帝也好，都是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当作为获得长生不老而信仰的宗教来理解。桓帝（132－167年）时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由此可见，不论襄楷的上书还是明帝的诏书（前述）都是黄老、浮屠并举，认为佛教是黄老之流裔或附庸。秦汉以来江苏、山东一带黄老思想流行，方术大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江淮是老子的故乡，著名的方士徐福是山东人。当初佛教之所以能在彭城一带安家落户，是与当地接受佛教的气候和土壤分不开的，同时江苏、山东是沿海地方，与佛教海上传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