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佛教是像教、教义与图像并重，民间传播图像更为重要。“已知西域遗存的佛教文物的年代未超过公元二三世纪”，显然这是因为大月氏信佛是在2世纪的迦腻色迦时代，西域诸国则更晚。1世纪时西域诸国尚未信佛，当然没有佛教文物遗存下来。至于新疆以东的敦煌莫高窟迟至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方始开凿，中原地区的云冈、龙门石窟则更晚，可见佛教始入中国不是遵循西域陆路。 
　　
　　与此相反，南方佛教文物近年来却发现不少，而且时间较早，现记述如下： 
　　
　　（1）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这两尊佛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从此墓的年代推测，制作于后汉至魏晋时代。 
　　
　　（2）山东中南部沂南的北寨村发现的画像石墓。画像中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即头部有佛光等，其制作年代推定为后汉灵帝（168－189年）末年至献帝（189－220年）初年即190年前后。 
　　
　　（3）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像。石像中有的被认为是佛像，即头上有高肉髻，右手呈施无畏印的形状，两手放在胸前的结跏趺坐，全身有凹形的身光等。据推定其年代为后汉末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像雕刻。 
　　
　　以上三处佛教文物遗存，足以说明佛教始入中国是遵循海路的，由交州、广州、江苏或山东半岛南部传入的。 
　　
　　第五，西方人把印度佛教分为南北两宗。南宗指锡兰（斯里兰卡）所传的小乘佛教，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驮罗地方所传的大乘佛教。而中国南方佛教（长江下流教派）传承南宗，北方佛教（洛阳教派）传承北宗，两宗兼承（即所谓复数佛教），海道传南宗，陆道传北宗，海道在先，陆道在后，故中国佛教的传播是自南而北。这是梁启超的见解。他还举例说：“（明帝感梦求法说中）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者考证，北印度佛像无涂金者，‘金人’说始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驮罗所造，则皆立像也。言‘又雍西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象绕塔’，此明属西印度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伯希和也说：“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此经（指《四十二章经》一引者）流行之区，盖为道安未履之地。《牟子理惑论》撰于广东，亦属南方教派，情形盖同。其最堪注意者，《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皆为道安所未识而同为明帝感梦遣使、使臣赍还最初佛经（质言之《四十二章经》）故事之所本。……若承认此经原属公元一世纪扬子江下流教派之译品，则此故事似出扬子江下流佛徒之伪造，而以对抗创于二世纪之洛阳教派，并主张其教派与其经文在洛阳教派之先者也。” 
　　
　　我们再从桓帝信佛来看，北方佛教来自南方更为明白。因为在洛阳的桓帝同在彭城的楚王英一样，也是合祭黄老与浮屠。这点除上述襄楷上书之外，《后汉书·桓帝纪》也有所记载：“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成也）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桓帝在濯龙宫设置华盖（一种绸伞）祭老子，同样在这里设置华盖祭浮图，无论从祭祀仪式还是黄老、浮图合一的思潮来看，都与百年前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一脉相承。这样看来，南方佛教传到北方无疑。 
　　
　　第六，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经典翻译家安世高（Parthamasiris）于后汉桓帝初年即147年来到中国，关于他的来华路线向来是个谜。慧皎《高僧传》只记“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其他安世高所译的经序也没有触及来华路线，如吴人康僧会《会般守意经序》说“遂处京师”，东晋人道安《阴持入经序》说“播化此土”，一般都认为安世高是从西域来的。但近来有人提出异议，吴焯说：“或由海路至广州也未可知。”镰田茂雄说：“关于后汉、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期的传播路线，我认为尽管光提到从中亚经西域传到长安、洛阳的内陆路线，但还不能简单地忽视经由南海的路线。……安世高巡回教化中国南方的传说，还有一个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暗示。”《高僧传》关于安世高的记载有些是神奇怪诞，不足为信，但他从江西到广州，又从广州到会稽（浙江）是事实。梁启超说：“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州登陆，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不仅如此，从安世高的襄译者严佛调是江淮人，门徒陈慧是会稽人，以及其所译文体较为华美而且往往会与老庄学产生联想来看，安世高从海道而来，活动范围在南方较为近于事实。 
　　
　　安世高来华的背景是中国同安息国的通好。安息是阿尔萨克斯（Ausakes）1世创立的国家。张骞于公元前119年至大月氏时派副使到安息，安息国王率二万骑到东境迎接。后汉和帝元年（88年），安息国献符拔、狮子，次年又遣使朝贡；永元十三年（101年），又向后汉朝贡。四十七年之后，安世高来华。当时安息垄断了中国与印度、罗马帝国的贸易，海运业掌握在安息人手中，安世高随商人从海上来更合乎情理。 
　　
　　第七，前述佛教最早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文物和遗迹至今没有发现，即使在文献上也没有丝毫轨迹可寻；佛教由陆路传入的可靠记载最早不过2世纪末叶即后汉末年。《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传》记载：“支娄迦谶亦直云支忏，本月氏人。……汉灵帝（168－188年）时游于洛阳，以光和（178－183年）、中平（184－188年）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时又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以光和二年（179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忏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又有优婆塞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曜译《成具定意经》及《小本起经》，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经》及《修行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