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道僧格》名称出现的时间。
　　 在中外典籍有关《道僧格》的记述中，曾出现《道格》、《僧格》分称的情况。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5-897)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第19“刑法家”条著录：“《僧格》一卷”，未提及《道格》。另据《唐会要》卷50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抑，未免鞭挞，孰赡仪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又未提及《僧格》。这两条史料很容易使人怀疑《道僧格》不是一部法典，而是《道格》与《僧格》的合称。
　　 从唐代前期道教、佛教的不同政治地位分析，两者的法律规定也不会完全相同，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曾下令道士、女官位于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又敕令“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注：《唐会要》卷49。）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又令僧尼道士女官每缘法事集会，“宜齐行并进”。（注：《唐大诏令集》卷113。）
　　 有唐一代，释、道的管理机构也屡经变迁。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天宝二年(743)又将其隶属于司封。（注：《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关于僧尼、遭士的法律规定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关于唐前期道教、佛教的法规不同，还可找到一些佐证。《全唐文》卷14收录了唐高宗的《停敕僧道犯罪同俗法推勘敕》，内容如下：
　　 道教清虚，释典微妙，庶物籍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为法末人浇，多违制律，俱权依俗法，以伸惩戒，冀在止恶劝善，非是以人轻法。但出家人等俱有条制，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
　　 这里的“出家人等俱有条制”，说明道士、僧尼有不同的规定。
　　 前已述及，在唐代修格的历史中未见过有编纂《道僧格》的记述，而《道僧格》又确实存在，那么《道僧格》是何时出现的呢？这颇令人费解。依笔者推断，唐代《道僧格》之所以未出现在唐代官方修格的记述中，是因为《道僧格》类似于僧、道法规汇编性的文献。按此推论。《唐会要》卷39“定格令”条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线索：开元二十五年九月一日，中书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从、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冕等奉诏删辑旧格式律令敕，总7026条。其中1324条“于事非要，并删除之”，2180条“随事损益”，3594条“仍旧不改”，总成律12卷，律疏30卷，令30卷，式20卷，《开元新格》10卷。此后，又撰《格式律令事类》40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该书编成后，尚书都省写50本，颁行天下。笔者推测，开元二十五年编辑的《格式律令事类》，极有可能将唐代祠部中关于僧、道的法规混合编纂在一起，这也就是《道僧格》名称的雏形。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已经有了《道僧格》的说法，据前引《唐会要》卷50的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抑，未免鞭挞，孰赡仪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这里的“望准《道格》处分”六字，给人的印象是指《道格》，似乎不包括《僧格》的内容，但若联系前文“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来推断，应包括《僧格》的条款。很明显，齐澣奏表“望准《道格》处分”中的《道格》，就是指《道僧格》。所以，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唐朝政府将《道格》、《僧格》的规定汇集在一起，于是也就出现了《道僧格》的名称，《道僧格》也正是《道格》和《僧格》合编的体例。

　　 　　三　对唐代《道僧格》条文的复原

　　 由于《道僧格》一书已经佚失，对于《道僧格》的条文名称、条文数目也没有明确记载，这为复原唐代《道僧格》带来了很多不便。现存至今的日本《养老令•僧尼令》篇是依据唐《道僧格》而制定的，很多内容与唐《道僧格》相同或相近。有的学者认为，在《养老令•僧尼令》篇中，由日本法学家独创、唐《道僧格》未有相关规定的条文仅七条，即取童子条、不得入寺条、任僧纲条、遇三位以上条、外国寺条、斋会布施条、焚身舍身条，（注：参见中井真孝等《僧尼法的起源——以任僧纲条为中心）。收入朝枝善照主编《律令制国家和佛教》）一书，雄山阁出版公司，1994年，第84页。）其余大多数条文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唐《道僧格》中的条款。笔者认为，在唐代文献中，只有取童子条、外国寺条、（注：该条在唐代文献中未见有类似的规定，但《魏书•释老志》所引的永平二年《僧制》规定：“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与此规定相同。）斋会布施条三条未见记载，其他条文都有相关的规定。如“布施”条：“凡斋会不得以奴婢牛马、及兵器充布施，其僧尼不得辄受。”（注：黑板胜美主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令集解，卷8，第254页。）唐律中禁止私家藏有兵器，据《唐律疏议》卷16“私有禁兵器”条规定：“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既然唐代法律禁止私家藏有兵器，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兵器充布施”的情况，因此《养老令•僧尼令》篇中的“布施”条是经过日本政府修改后颁布的。

　　 下面笔者参考中外文献典籍，对唐代《道僧格》部分条文进行复原，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1)“假说灾祥及诈称得圣道条”复原：“凡道士、女官、僧、尼等上观玄象，妄说吉凶，妖惑百姓，并习读兵书，杀人奸盗及诈称得圣道者，并依法付官司科罪；狱成者，虽会赦，犹还俗。”
　　 根据之一：《令集解》卷7引唐《道僧格》云：“犯诈称得圣道等罪，狱成者，虽会赦，犹还俗。”“犯上件奸盗等狱成，虽会赦还俗。”
　　 根据之二：《唐律疏议》卷9：“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