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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圆瑛二大师与台湾佛教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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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自明治以来之佛教情状。

(二)日本佛教徒在欧美布教之成绩。

(三)日本各宗研究之佛学及其著名人物。

(四)对日本佛教僧侣的生活现况及本山制度的质疑。

以上四项笔谈中,笔者认为最有趣的,是第四项吧!今先将二人的笔谈,摘录于下:

太虚谓曰:

日本各宗僧侣,不去俗姓,带妻食肉,与信佛之在家二众无异,鄙意甚有不满。又日本佛教,今于佛学之研究诚盛,唯各宗自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亦有未善。

熊谷答曰:

日本之称姓带妻,略说理由有四:一、日本宗教特征,二、时代产物,三、信徒要求,四、寺制。

太虚询曰:

所谓寺制,是遗传来之制度?抑由政府特定之制度?熊谷答曰:明治间政府所定之制度也。太虚曰:闻真宗向来带妻食肉,余宗则否,故前时真宗僧侣,无过在俗二众耳。今各宗皆同化于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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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谓各宗僧侣之坠落。夫僧侣当以佛袓之伟大人格为师法,战胜国俗时势政权等等,以保持其清净律仪,始能拔俗而不为俗溺。

熊谷答曰:

僧不带妻,奈檀家多乞僧妻带,良家处女,皆乐许字于僧侣,故非僧侣之坠落,乃随缘利他所不得不然耳。盖僧侣不带妻,殊难入俗化导,故带妻食肉,随同世俗,亦是发展佛教之方便。且日本之佛教徒,除真宗外,余宗僧侣因皆以无妻为意志,而无妻者亦甚多也。

太虚谓曰:

随俗固发展佛教之一方便,然带妻不应是僧侣,以佛法僧宝系指出家人者。出家之本义,在无家室,故不带妻,即所以表示其为僧之特征也。抑离俗出家,关乎自心之志行,不应以他人之信从多寡而易其操守。故鄙意若真宗者,不得称为僧侣,当属之佛教徒之在家众,犹台湾之龙华派佛教耳。[4]

从上述的笔谈,可知道太虚大师对日本自明治以来,僧侣在法律上得以娶妻带眷的制度,似是不能认同。认为日本僧侣在此种情况下,不应称之为僧侣,充其量只能视之为如台湾斋教龙华教的斋友而已。当然以太虚大师生长的时空环境,实在难以了解日本佛教僧侣生活世俗化的现象,及它相关的制度,因此他在大正14年(1925),东京增上寺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法义研究组的讨论上,力主日本应注重持律。[5] 又太虚大师对日本佛教的寺制教育,也是抱持高度的关心。由于太虚大师应善慧师之邀,主持灵泉寺的法会,条件之一是法会结束后,善慧师要陪他游台湾、日本。所以水陆法会在11月5日圆满,6日离开灵泉寺后,由善慧师师徒陪他游至嘉义义德佛堂、彰化昙华佛堂、鹿港、台中慎斋堂、柑子井善德佛堂等地,并且随缘在昙华佛堂演讲,而结识了台中寺住持大野凤洲及本愿寺布教师道后保城。又在当时;适逢台中正举办台中展览会,台中寺住持大野凤洲希望他在此会埸,向前来观览的本岛人布教,而与本岛人信众相谈的结果,假台中测候所西邻的空地,设小屋,邀请来自台湾各地的讲师,从11月18日起,每日午后二时起及七时起,举办佛教大演说会。因此太虚大师受邀,于该会的讲演埸上,作了两个晚上的演讲,即20日、21日,仍然由善慧师翻译。又在此演讲会上尚有斋藤道痴(台湾佛教中学林教头)、许普树(许林)、林普崇(林学周)、德融师、日本布教师龟田师等从事讲演。[6] 此趟台中布教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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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善慧、德融、德林、妙元、德茂等诸师,同受台中阿罩雾(即雾峰)望族林纪堂(林献堂之父)之邀宴,并于林献堂家略说法要,也与台湾鹿港遗老洪月樵(名繻,别署弃生)有书函往来。太虚大师是于12月2日离台,在善慧师陪同下,作游日之行。在台期间,与上述人物等相叙谈。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与德融、斋藤、熊谷诸师就日本佛教的学制、寺制、佛学研究的成果的对谈。德融师几乎是全程陪太虚大师,加上他曾留学日本,且随善慧师遍游南洋、印度、江、浙、闽、粤各地,且为曹洞宗台湾布教师补,所以颇能满足太虚大师,对以上问题的询问。德融师告诉太虚大师说:

日本曹洞宗大小寺院,共有一万五千余所,以庵称者甚少,乃尼僧所住,总有十余万人。寺院大别为丛林、兰若。丛林又分三等:最大者曰圆觉地,其次者曰等觉地,其次曰法云地。兰若则分五等,曰:一等法地,乃至五等法地。

太虚大师询以分等级以何为标准?德融师回答说:

系依寺院之信徒多寡,誉望隆杀,财产厚薄,屋宇大小等事者。盖各宗信徒,曹洞宗有三百余万,真宗有四百余万,皆有分属之寺院。对于所属之寺院,谓之本寺院,凡关于佛教之事,悉从本寺院之住职为之,不相杂乱。除丛林、兰若及各教所之外,为僧即无居处,无信人而不能生活。而兰若之第一二等者,其岁计有万圆左右,而住僧之多寡,悉由住职主权,虽不住一人可也。至丛林数十人、数百人不等,亦结制学襌,设坛传戒。传戒为传大乘菩萨戒,小乘苾蒭戒仅律宗传之。其传大乘戒也,大概皆请当代有道望之师家传之,慕名德而受戒者,不拘一次多次也。近今曹洞宗定制:一等二等法地,必大学卒业生(毕业生)可任住职;三等以下法地,或中学卒业,或曾住丛林八年以上者可任住职。至丛林之住职,必大学卒业,且曾住丛林之襌堂二年以上者始得任之。故各寺院虽亦师徒继续住持,然师故而无合格之徒弟,则不能有继续权。在东京则有曹洞议会及宗务院,由各寺院住职选出议员,由议员又选举两大本山管长,及宗务院各部长等,管长住职等皆终身职。管长之资格,限制甚严,其年龄必五十以上。一经选出,须由天皇封为某某襌师,其尊严等于王公。谓当明治定制之时,以真宗、曹洞宗最为发达,曾封赠真宗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及西本愿寺之东大谷派、西大谷派四法主为世袭之伯爵;于曹洞宗两大本山管长亦封赠伯爵,而曹洞宗之两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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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爵位同俗,非僧侣所应有,辞而不受,乃封赠为某某襌师,相沿已数十年矣。故今真宗有四伯爵,而曹洞宗有两国师,皆为他宗所无也。宗务院所开支之教育费,及朝鲜、台湾、欧、美等地之布教费,每岁约二十万元,则皆各寺院住职及信徒所捐助云。[7]

由于德融师的僧籍,是为曹洞宗,又是留学日本曹洞宗所经营的学校,因此他以曹洞宗为例,就日本佛教团体的组织,向太虚大师作介绍。由此我们也可略为知道曹洞宗的宗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如此的制度,对太虚大师的整理僧伽制度,究竟有否可参考之处?这从他说的「此游的成果,即证明了我所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如分宗组织等确与维新以来之日本佛教堪相印合。而本原佛义,联成一体,则犹较胜日本一筹。使中国能成为欧战前的近代民主国家者,应可见之实施。」[8]就可分明。可惜的,是太虚大师终其一生,中国都未能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他的改革工作,处处不顺,也就不待多言了。在他的改革僧伽运动到处遇到阻碍时,他决定了先推动僧俗的佛学教育,培育人材。当他东游台湾、日本时,所见闻的佛教教育,应该带给他相当的影响。他从井上俊英师(曹洞宗大学大正6年春毕业来台),得知自小学至大学之学年及学费的情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