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自明治以来之佛教情状。

（二）日本佛教徒在欧美布教之成绩。

（三）日本各宗研究之佛学及其著名人物。

（四）对日本佛教僧侣的生活现况及本山制度的质疑。

以上四项笔谈中，笔者认为最有趣的，是第四项吧！今先将二人的笔谈，摘录于下：

太虚谓曰：

日本各宗僧侣，不去俗姓，带妻食肉，与信佛之在家二众无异，鄙意甚有不满。又日本佛教，今于佛学之研究诚盛，唯各宗自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亦有未善。

熊谷答曰：

日本之称姓带妻，略说理由有四：一、日本宗教特征，二、时代产物，三、信徒要求，四、寺制。

太虚询曰：

所谓寺制，是遗传来之制度？抑由政府特定之制度？熊谷答曰：明治间政府所定之制度也。太虚曰：闻真宗向来带妻食肉，余宗则否，故前时真宗僧侣，无过在俗二众耳。今各宗皆同化于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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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谓各宗僧侣之坠落。夫僧侣当以佛袓之伟大人格为师法，战胜国俗时势政权等等，以保持其清净律仪，始能拔俗而不为俗溺。

熊谷答曰：

僧不带妻，奈檀家多乞僧妻带，良家处女，皆乐许字于僧侣，故非僧侣之坠落，乃随缘利他所不得不然耳。盖僧侣不带妻，殊难入俗化导，故带妻食肉，随同世俗，亦是发展佛教之方便。且日本之佛教徒，除真宗外，余宗僧侣因皆以无妻为意志，而无妻者亦甚多也。

太虚谓曰：

随俗固发展佛教之一方便，然带妻不应是僧侣，以佛法僧宝系指出家人者。出家之本义，在无家室，故不带妻，即所以表示其为僧之特征也。抑离俗出家，关乎自心之志行，不应以他人之信从多寡而易其操守。故鄙意若真宗者，不得称为僧侣，当属之佛教徒之在家众，犹台湾之龙华派佛教耳。[4]

从上述的笔谈，可知道太虚大师对日本自明治以来，僧侣在法律上得以娶妻带眷的制度，似是不能认同。认为日本僧侣在此种情况下，不应称之为僧侣，充其量只能视之为如台湾斋教龙华教的斋友而已。当然以太虚大师生长的时空环境，实在难以了解日本佛教僧侣生活世俗化的现象，及它相关的制度，因此他在大正14年（1925），东京增上寺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法义研究组的讨论上，力主日本应注重持律。[5]　又太虚大师对日本佛教的寺制教育，也是抱持高度的关心。由于太虚大师应善慧师之邀，主持灵泉寺的法会，条件之一是法会结束后，善慧师要陪他游台湾、日本。所以水陆法会在11月5日圆满，6日离开灵泉寺后，由善慧师师徒陪他游至嘉义义德佛堂、彰化昙华佛堂、鹿港、台中慎斋堂、柑子井善德佛堂等地，并且随缘在昙华佛堂演讲，而结识了台中寺住持大野凤洲及本愿寺布教师道后保城。又在当时；适逢台中正举办台中展览会，台中寺住持大野凤洲希望他在此会埸，向前来观览的本岛人布教，而与本岛人信众相谈的结果，假台中测候所西邻的空地，设小屋，邀请来自台湾各地的讲师，从11月18日起，每日午后二时起及七时起，举办佛教大演说会。因此太虚大师受邀，于该会的讲演埸上，作了两个晚上的演讲，即20日、21日，仍然由善慧师翻译。又在此演讲会上尚有斋藤道痴（台湾佛教中学林教头）、许普树（许林）、林普崇（林学周）、德融师、日本布教师龟田师等从事讲演。[6]　此趟台中布教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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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善慧、德融、德林、妙元、德茂等诸师，同受台中阿罩雾（即雾峰）望族林纪堂（林献堂之父）之邀宴，并于林献堂家略说法要，也与台湾鹿港遗老洪月樵（名繻，别署弃生）有书函往来。太虚大师是于12月2日离台，在善慧师陪同下，作游日之行。在台期间，与上述人物等相叙谈。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与德融、斋藤、熊谷诸师就日本佛教的学制、寺制、佛学研究的成果的对谈。德融师几乎是全程陪太虚大师，加上他曾留学日本，且随善慧师遍游南洋、印度、江、浙、闽、粤各地，且为曹洞宗台湾布教师补，所以颇能满足太虚大师，对以上问题的询问。德融师告诉太虚大师说：

日本曹洞宗大小寺院，共有一万五千余所，以庵称者甚少，乃尼僧所住，总有十余万人。寺院大别为丛林、兰若。丛林又分三等：最大者曰圆觉地，其次者曰等觉地，其次曰法云地。兰若则分五等，曰：一等法地，乃至五等法地。

太虚大师询以分等级以何为标准？德融师回答说：

系依寺院之信徒多寡，誉望隆杀，财产厚薄，屋宇大小等事者。盖各宗信徒，曹洞宗有三百余万，真宗有四百余万，皆有分属之寺院。对于所属之寺院，谓之本寺院，凡关于佛教之事，悉从本寺院之住职为之，不相杂乱。除丛林、兰若及各教所之外，为僧即无居处，无信人而不能生活。而兰若之第一二等者，其岁计有万圆左右，而住僧之多寡，悉由住职主权，虽不住一人可也。至丛林数十人、数百人不等，亦结制学襌，设坛传戒。传戒为传大乘菩萨戒，小乘苾蒭戒仅律宗传之。其传大乘戒也，大概皆请当代有道望之师家传之，慕名德而受戒者，不拘一次多次也。近今曹洞宗定制：一等二等法地，必大学卒业生（毕业生）可任住职；三等以下法地，或中学卒业，或曾住丛林八年以上者可任住职。至丛林之住职，必大学卒业，且曾住丛林之襌堂二年以上者始得任之。故各寺院虽亦师徒继续住持，然师故而无合格之徒弟，则不能有继续权。在东京则有曹洞议会及宗务院，由各寺院住职选出议员，由议员又选举两大本山管长，及宗务院各部长等，管长住职等皆终身职。管长之资格，限制甚严，其年龄必五十以上。一经选出，须由天皇封为某某襌师，其尊严等于王公。谓当明治定制之时，以真宗、曹洞宗最为发达，曾封赠真宗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及西本愿寺之东大谷派、西大谷派四法主为世袭之伯爵；于曹洞宗两大本山管长亦封赠伯爵，而曹洞宗之两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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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爵位同俗，非僧侣所应有，辞而不受，乃封赠为某某襌师，相沿已数十年矣。故今真宗有四伯爵，而曹洞宗有两国师，皆为他宗所无也。宗务院所开支之教育费，及朝鲜、台湾、欧、美等地之布教费，每岁约二十万元，则皆各寺院住职及信徒所捐助云。[7]

由于德融师的僧籍，是为曹洞宗，又是留学日本曹洞宗所经营的学校，因此他以曹洞宗为例，就日本佛教团体的组织，向太虚大师作介绍。由此我们也可略为知道曹洞宗的宗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如此的制度，对太虚大师的整理僧伽制度，究竟有否可参考之处？这从他说的「此游的成果，即证明了我所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如分宗组织等确与维新以来之日本佛教堪相印合。而本原佛义，联成一体，则犹较胜日本一筹。使中国能成为欧战前的近代民主国家者，应可见之实施。」[8]就可分明。可惜的，是太虚大师终其一生，中国都未能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他的改革工作，处处不顺，也就不待多言了。在他的改革僧伽运动到处遇到阻碍时，他决定了先推动僧俗的佛学教育，培育人材。当他东游台湾、日本时，所见闻的佛教教育，应该带给他相当的影响。他从井上俊英师（曹洞宗大学大正6年春毕业来台），得知自小学至大学之学年及学费的情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