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戒杀放生文〉[32]
(七)〈佛说阿弥陀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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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佛教者消极厌世乎〉[34]
……即东流中国,千有余载,而今犹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种。一、佛教经书,义理深奥,未易领解,由难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华,与佛教利益。二、佛教徒辈,不事宣传,即有一二穷经明理之士,多蕴匮而藏,不行法施,所以世人少闻佛法,闻既不闻,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门广大、龙蛇混杂、凡圣交参,贤善之士,遁迹山林,韬光匿来,人多不见,不肖之流,偏在社会,出头露角,人多轻慢,因不信僧界,并不信佛教,有此三种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于世界。……圆瑛欲学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宁波,倡办佛教孤儿院,迄今九周纪念。前岁又同本坡(新加坡?)转道和尚及其师弟转物,三人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教养兼施,定额一百二十名,已历一载,自愧不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拔一切众生之苦,对此少数至穷而无告之孤儿,应尽佛子之天职,与以教养之乐,拔其饥寒之苦。
(九)〈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论〉[35]
总合以上圆瑛师在台演讲及发表的文章看来,我们可注意圆瑛师关于儒佛同源论的看法,为便于说明,在此将之整理于下:
1. 儒释二教门庭虽别,而究其根本源头则一而已。……儒教之道,本源在于一贯。《中庸》云:始为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是则一理能成万事,万事还归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儒释同源,若佛教是异端,则儒教亦异端也,孔子岂有自谓异端之理乎!而儒教研究之极则,乃是穷理尽性,豁然贯通,而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也。佛教贵在依教观心,解行相应。……佛教修行之极则,在乎明心见性,蓦地一声亲见本来面目,而起自在妙用也,以上则明儒释修养之功。
2. 佛教之道,本源唯是一心。《楞严经》云: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是则一心能生万法,万法不外一心,提起则万用齐彰,教(放?)下则一尘不立,故《华严经》云:三界上下法,我说皆是心。……三界上下法五趣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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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皆是唯心所成。心作善恶之业,报感升沈之别,若离于心,因果无从建立。上根利智之人,闻说之下,深解一心之旨,明了不昧,而钝根浅智,则有耳不闻圆顿教也。……以上则明儒释性理之学。
3. 为说明,道者体也、德者用也,既得其道,必备其德。儒教以穷理尽性为道,移风易俗为德,如孔孟圣贤是也。佛教以明心见性为道,觉世利生为德,如释迦如来是也。此举理性而论道德,上根利智一闻乃可领会。其次儒教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道德,佛教以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为道德,儒释本来同源,道德原无二致。
以上三大点,可说是圆瑛师儒佛同源论的核心,此中第三点,佛家的五戒即是儒家的五常之说,当是出自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纪元531或530-591?)的《颜氏家训》归心篇,首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并以此主张佛儒二教本为一体。[36]自此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佛儒是否为一体,或如圆瑛师说的儒佛同源?随着时空环境,确实有多元的看法,在此先搁下思想史上的诸家诤论,仅就圆瑛师的儒佛同源论来作探究。先从以上三点的论述,来作归纳比较:
儒教之道,本源在于一贯(此一贯即一理)。佛教之道,本源一心。
儒教研究之极则,乃是穷理尽性,豁然贯通,而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也。佛教修行之极则,在乎明心见性,蓦地一声,亲见本来面目,而起自在妙用也。
儒家以穷理尽性为道,移风易俗为德。佛教以明心见性为道,觉世利生为法。
儒家以一理成万事,万事还归一理。佛教以一心能生万法,万法不外一心。
依上揭第4的说法,很明显地,是属流行于明清思想界的一心万法,[37]圆瑛师是依据《首楞严经》卷4所云: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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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埸遍十方界,含十方无尽虚空。」[38]而来。又这「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是则一心能生万法,万法不外一心」之说,是因受明朝中叶以后,《楞严经》广泛流行的影响。[39]而这「一」是指至高的真理,在佛教来说,是为真心、真如、实相、法性、《楞严经》的妙明觉心、阳明学的良知,致于「无量」即是指我们现实的世界诸相,说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即一心能生万法的「一心万法论」。
此思想的来源,可遡自《般舟三昧经》卷上〈行品〉中的 「自念三处,欲处、色处、无想处,是三处意所为耳」,[40]及《华严经》卷25的 「又作是念,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41]
至于圆瑛师的儒佛同源论,对当时的台湾佛教界,带来的影响如何?以当时台湾的佛教时空背景来看,似是不大。因留日派的学僧,受主张儒佛不应混合的忽滑谷快天的影响很大的缘故。但从周德俊的〈参师后之口二〉中说:
六度讲义,大体依支那圆瑛法师所演,因大正12年度,法师渡台,演于万华俱乐部,予曾听过一遍,今追求昔日,法师所演襌理,与今吾研究吾尊师所研究说襌理,若合符节,故予合而演之。[42]
依据如上周德俊的叙述,是他在回答〈头波斋友问佛一字义〉中所叙说的六度内容,是他引用了圆瑛师在大正12年11月28日,在万华俱乐部演讲的内容。又他也说明了,如果圆瑛法师所说的佛教教理,与恩师忽滑谷快天师所说一致的话,就不避讳引用之。由此可窥知,在周德俊的眼中,忽滑谷师的佛学素养,比圆瑛师高一筹,且更值得取法。
五、结论
太虚、圆瑛二大师的来台,时间上相差了六年,又二人在台湾所接触的人事物亦有差异。太虚大师在台湾参访寺院,一直是由善慧师及其徒德融师等陪同,对日本佛教持有相当的兴趣,尤其是教育事业。他在台湾期间,也作了演讲,如《台湾日日新报》自大正6年11月20日起至12月8日止,前后十一次分别刊载的〈吾之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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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月26日起至11月9日止,分七次登载的〈东瀛采真录〉,我们可由上述文章及前述圆瑛法师在台的演讲录,就可了解,代表近代中国佛教的二大人物,其思惟及其所关心事物的差异处。如太虚大师在〈东瀛采真录〉中云:
予宅生乎浙,所游未逾闽粤江皖,遂宛宛成一东南偏性之人。今趋而益东,不知又将奚若?微闻扶桑之俗,廉察强悍,虽浸淫乎文明者渐远,而武烈未沫,或可藉以一变吾之人格已。
予年未冠,友生之曾游学日邦者,早历历为之称诵,既服事佛学,中更世变,出入乎言论界,以指导中华僧侣能应夫世缘自任,知日本关于佛故者多,尤亟欲一觇吾教与欧学调剂之结果,卒卒十年,未逮斯志,顾兹以孤岛肥遯之身,万虑冰释,三界轩超,忽因缘台湾之行,顺道以游东瀛,动成止机,静为躁根,抑何奇迕参错之甚欤。[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