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李冀诚：《浅谈藏传佛教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5期。李延恺：《藏传佛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4期。周炜：《西藏宗教四十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2期。
　　 [109]　房建昌：《尼姑在藏传佛教中的产生及其发展》，载《中国藏学》1988年2期；《藏传佛教女尼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4期。万玛：《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玛吉拉仲及其能断派》，载《西藏研究》1991年4期。西尼次成：《佛教与雪域女性》，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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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可谓改天换地，这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不少从旧社会步入新社会的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继续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为推进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惜，后来运动不断，尤其是“文革”期间，学术几乎陷于停顿。因此，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与藏传佛教研究相关的文章着实不多。据统计，从1950-1979年，只有100余篇文章发表。其中大多发表在《现代佛学》等杂志上，主要篇目有如：

　　 通论类有牛山、慧吉祥、司马平的文章，是藏传佛教方面概述性的文字（注：牛山：《西藏佛教漫谈》，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2期；慧吉祥：《西藏佛教概要》，载《海潮音》36卷3期，1955年3月；司马平：《喇嘛教简介》，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1]。这方面法尊法师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和《西藏后弘期佛教》（注：分别载《现代佛学》1956年7期和1957年6、7期。）[2]描述得最为详尽、最为切合实际。融熙的《西藏政教与汉土禅宗的评价》（注：载《海潮音》34卷8期，1953年6月。）[3]评述并比较研究了西藏政教制度和汉地佛教禅宗的历史与现状；吕澂先生的《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注：载《现代佛学》1953年8期。）[4]论及了汉藏佛学交流的渊源。喜饶嘉措的文章表现了一个爱国僧人对新时代的诞生和新中国的建设的满腔热情和无限期望（注：喜饶嘉措：《让和平的祥光普照世界》，《为创造现实的人间快乐世界而奋斗》，载《现代佛学》1955年7、8期。）[5]。南怀瑾的文章《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的简述》（注：载《菩提树》81期，1959年8月。）[6]概述了藏传佛教密宗文化诸方面，行文平易，此文发表于1959年。没想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篇讨论藏族文化的文章发表时，已经又过了20年，那就是王尧先生《喇嘛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3～4期。）[7]，此文详述了喇嘛（教）影响藏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张建木的《布敦〈教法史〉经录义别——纪念我国藏族学者布敦大师逝世六百周年》（注：载《现代佛学》1964年12期。）[8]是较早介绍和讨论布敦佛教史的文字。此外，李春先讲述、段克兴译记的《西藏政教之关系及佛教在解放西藏的作用》（注：载《现代佛学》1950年12期。）[9]，杨泓的《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注：载《现代佛学》1962年3期。）[10]，宿白的《赵城金藏和弘法藏——释藏杂记》（注：载《现代佛学》1964年4期。）[11]和王辅仁的《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注：载《世界宗教研究》1979年第1期。《民族史论文选》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12]等，均是重要的学术论文。

　　 教派研究方面，法尊法师（注：法尊：《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西藏佛教的迦当派》，载《现代佛学》1957年10期、1958年2期。）[13]和观空法师（注：观空：《西藏佛教格鲁派概况》，载《现代佛学》1957年12期。）[14]的文章以通俗的文风、晓畅的文字分别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迦当派（噶当派）和格鲁派。虞愚的文章则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法称的生平、著作及其学派等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注：虞愚：《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重点介绍〈量释论〉各章次序所引起的争议》，载《现代佛学》1962年1期。）[15]。汤用彤的学术论文《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注：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5月。）[16]也涉及了藏传佛教宗派的内容。

　　 典籍教义研究方面，关德栋的《西藏的典籍》（上、下）（注：载《现代佛学》1950年9期、1951年8期。）[17]全面概述了藏文典籍的大体面貌。张德钧的《关于清刻大藏经与历代藏经》（注：载《文史》第三辑，1963年3月。）[18]对清代刊刻大藏经以及历代藏经印制状况予以了详细的描述。法尊法师在《现代佛学》发表5篇，其中《〈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注：此二文分别载《现代佛学》1954年11期、1957年12期。法尊法师的其他文章还有《大般若经中“一百零八句简介”》，《随念三宝经（从藏文经藏译出）》和（法尊口说，云极整理）《随念三宝经“浅”谈》，载《现代佛学》1958年7期、1962年6期。）[19]系研究宗喀巴大师及其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两篇力作，前者是对宗喀巴大师造论的原因、翻译等提纲挈领的解题，后者则分析了菩提道次第论的哲学思想。慧幢尊者的文章（注：慧幢尊者：《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门（上、下）》，载《现代佛学》1953年3、4期。）[20]、释谭英的文章（注：释谭英：《中论略议（宗喀巴大师著）》，载《现代佛学》1959年7期。）[21]和隆莲的译作（注：隆莲译注：《宗喀巴大师的“律梅心妥摄颂”》，载《现代佛学》1957年12期。）[22]也是宗喀巴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章。敬之的系列文章论及了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安立业果”、“名言中许有外境”等问题（注：敬之：《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一》、《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佛护、月称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二与三》，载《现代佛学》1959年3期、4期。）[23]。而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的《西藏所传的因明》（注：载《哲学研究》，1961年2期，1961年3月。）[24]介绍和分析了藏传佛教因明学理论。

　　 寺院圣迹研究方面，大多是对萨迦寺、大昭寺、札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等著名寺庙的介绍性文字，学术论文较少。其中谢佐的《青海乐都瞿昙寺考略》（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3～4期合刊。）[25]是有关藏传佛教名寺瞿昙寺历史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志书；黄盛璋的《北京白塔寺的白塔创建年代与中尼文化交流》（注：载《现代佛学》1961年4期，1961年10月。）[26]考述了白塔寺的创建年代及其在中尼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孙尔康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注：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1期。）[27]描述和分析了拉卜椤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