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制度与世系研究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扎扎撰文考述了嘉木样系统与班禅系统的关系；房建昌简述了西藏甘丹池巴世系；降边嘉措将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结合起来讨论（注：扎扎：《嘉木样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考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2～3期合刊。房建昌：《西藏甘丹池巴世系》，载《中国藏学》1990年2期。降边嘉措：《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载《中国藏学》1995年2期。）[84]。而周炜是这一问题上用力最勤的一位，发表了不少著述和文章。霍巍简析了西藏灵塔与肉身制问题；陈庆英专述斑禅四世至九世事迹及其灵塔问题（注：霍巍：《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载《西藏研究》1989年2期。陈庆英：《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3期。）[85]。藏传佛教经济方面：王尧、陈践的《从一张契约看宗教的社会作用》一文探讨了吐蕃时期宗教、政治和经济关系（注：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3期。）[86]。陈国光讨论了西藏古代佛教经济的兴衰；李德成探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佛教在吐蕃社会兴起之间的关系（注：陈国光：《西藏古佛教经济的兴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4期。李德成：《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兴起》，载《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2-3期合刊。）[87]。藏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藏传佛教僧人向来地位较高，因此传统上出家为僧者相对较多，这一现象引起了人口学家们的关注。藏传佛教与人口也就成了经常的课题：程贤敬、措姆等人的文章关注的是藏传佛教对藏族人口的影响因素（注：程贤敬：《喇嘛教对藏族人口的影响》，载《西南民族研究》1983年1期。措姆：《略论黄教对藏区生产、人口的影响》，载《西藏研究》1986年4期。）[88]；尚风发表了短文《西藏佛教与人口》，批驳了《西藏文艺》1980年第3期发表的《漫话雪域的崇佛》中佛教灭绝人口的观点；接着尕藏撰文回应并与之争鸣，认为对藏传佛教与人口的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来探讨，不能走极端（注：尚文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129转76页。尕藏：《略述西藏佛教与西藏社会——兼评〈西藏佛教与人口〉》，载《西藏研究》1985年4期，107-110。）[89]。此外，还有王端玉、尚雪等继续就藏传佛教与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注：王端玉：《喇嘛教与藏族人口》，载《民族研究》1984年2期。尚雪：《试论西藏佛教与人口》，载《西藏研究》1986年3期。）[90]。

　　 藏传佛教与语言名相：贾希儒叙述了藏传佛教对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影响；李冀诚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贾希儒：《藏传佛教与蒙古族语言文字》，载《西藏研究》1995年4期。李冀诚：《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问题上的一些浅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1期。）[91]。尚风和桑德对藏传佛教的俗称“喇嘛教”的存留问题进行了争论（注：尚风：《“喇嘛教”之名何须改？》，载《西藏研究》1986年1期。桑德：《何须定要称“喇嘛教”——与尚风同志商榷》，载《西藏研究》1987年4期。）[92]。任新建、黄显铭撰文讨论了六字真言的问题；谢继胜辨析了Gnyan和Btsan的源流问题（注：任新建：《喇嘛教与六字真言》，载《文史杂志》1989年1期。黄显铭：《唵嘛呢叭咪吽与南无阿弥陀佛》，载《西藏研究》1989年2期。谢继胜：《Gnyan,Btsan源流辨析》，载《西藏研究》1987年2期。）[93]。

　　 藏传佛教与文学艺术：陈光国、徐晓光概述了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的关系与源流问题；却拉不吉和罗伟恒分别简析了藏传佛教对蒙古古代文学和藏族文学的影响（注：陈光国、徐晓光：《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1期。却拉不吉：《浅谈喇嘛教对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影响》，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期。罗恒伟：《论佛教对藏族文学的影响》，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87-93。）[94]；克珠群佩论述了佛教四圣谛与藏语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达哇简述了吐蕃时期的道歌（注：克珠群佩：《佛教四圣谛与藏语古代文学》，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2期。达哇：《简谈吐蕃时期的道歌》（藏文），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1期。）[95]；蓝玉介绍了藏密艺术欢喜佛的种类、由来和理义等问题；周炜分析了藏传佛教化身理论与格萨尔本生的问题；杨莲则讨论了藏传佛教对藏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注：蓝玉：《藏密艺术欢喜佛的种类、由来和理义》，载《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1期。周炜：《藏传佛教化身理论与格萨尔的本生》，载《中国藏学》1994年2期。杨莲：《藏传佛教对藏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载《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6期。）[96]。值得提及的是，不少藏族学者用藏文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藏文版《西藏佛教》就刊登了色墨·格西益西旺曲等人的文章对佛像、佛塔等进行了视角独特的阐释（注：请阅色墨·格西益西旺曲：《佛像的解释》，载《西藏佛教》（藏文）1986年1期（创刊号）；木垭孝仲·却吉坚赞：《供塔介绍》，同上；阿旺次仁：《二胜六严之身态及略传》，同上，1987年（总第2期）；公觉西绕：《比丘的六件生活用品介绍》，同上；扎岗·洛桑多杰：《锡杖简介》，同上，1988年1期；伦珠群培：《制佛像及供佛之善缘》，同上；益西旺秋：《佛塔最早传入吐蕃之简介》，同上；赤仲·洛桑土登：《洛迦沙日佛像的迎请志》，同上；西尼次成：《略谈佛塔的类别》，载《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2期；贡觉单增：《莲花生大师佛身简释》，同上；堂冲康穷·伦珠：《弥勒佛像之简介》，载《西藏研究》（藏文）1989年1期等。）[97]。

　　 藏传佛教文物与考古研究：宿白论述了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问题（注：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载《文物》1990年10期。）[98]。嘎玛赤列为冈仁布钦和玛旁雍错湖等佛教圣迹撰述了简志（注：嘎玛赤列：《冈仁布钦及玛旁雍错湖之简志》，载《西藏研究》（藏文）1989年1期。）[99]。

　　 藏传佛教与文化教育：洛桑年扎论述了噶举派高僧对藏族文化的贡献；佟德富、班班多杰比较研究了佛教对藏、汉文化的影响；祝启源详述了角厮罗时期的文化与宗教问题（注：洛桑年扎：《噶举派高僧对藏族文化的贡献》，载《中国藏学》1990年3期。佟德富、班班多吉：《佛教对藏汉文化影响之比较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2期。祝启源：《试论角厮罗时期的文化与宗教》，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3～4期。）[100]；谢佐简析了我国藏传佛教的形成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星全成论述了佛教僧侣在古代印度与我国藏族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注：谢佐：《我国藏传佛教的形成与藏族文化的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6期。星全成：《佛教僧侣在古代印度与我国藏族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1期。）[101]；王尧讲述了太虚大师和汉藏教理院渊源及其对佛教教育的贡献；陈烨分析了黄教传入蒙古的社会文化因素（注：王尧：《太虚大师和汉藏教理院》，载《法音》1990年1期。陈烨：《黄教传入蒙古的社会文化分析》，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6期。）[102]；阿旺丹增论及印度文化与藏传佛教的渊源关系；仲布·次仁多杰叙述了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注：阿旺丹增：《印度文化与藏传佛教》，载《西藏研究》（藏文版）1995年1期。仲布·次仁多杰：《关于佛教文化发展的过去与现在》，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4年3期。）[103]；周润年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功能及其改造进行了探讨（注：周润年：《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功能及其改造》，载《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93-99。）[104]；益西旺久探讨了佛教寺院辩论场的形成过程（注：益西旺久：《雪域藏区如何形成辩论场》，载《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3期。）[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