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顗这一展转相照对境的体系详细对各类智和诸真理境之分析入微，同时又以四教义贯穿之，使每一类智所照之境既俨然有序而又对境各异，为行者如何以同一类智而契入诸真理境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指导。

　　 ⑧ 生起。

　　 “生起”的概念的运用展示了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诸如作为实相之本门和代表权之迹门，此二门组成《法华经》的结构。揭示迹、本二门的关系也就把《法华经》的前后两部分有机的联系了起来。通过论证本门是迹门显示之因（由迹显本），而迹门则从本门而来（从本垂迹），迹、本二门的十妙、五章、四悉檀以及四教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皆一一得到了揭显。生起的运用正是智顗理论体系化的又一个明证，其前后连贯统一的理论正是大师圆融哲学的象征。

　　 3. 推陈出新的体系

　　 大师推陈出新的体系展现了其富于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才能，进一步刻划出其圆融哲学功用性的特色。这里，我们总结了智顗采用的六类形成其推陈出新体系的方法，即①创造性的采用旧有的名相概念，②将旧有的思想融会进新的体系中，③从诠释经义中推衍和构建全新的名相，④综合各家观点，调和不同意见，⑤自由地将不同的体系摄归一处，⑥建立中国化的佛教。

　　 ①创造性的采用旧有的名相概念。

　　 对于已有的名相，智顗有时采取的是拿来主义，但对之重新加以诠释，赋予新意，使之具有说服力。譬如，智顗将光宅法云的术语“高”“广”“长”拿来形容法之体广、位高和用长。在拿来之前，智顗首先批评了这些术语之名实不符处。在此批评的基础上，智顗将之重新加以诠解，使其名实能完全相符，真正能显示名相所代表的玄妙的教义。就因果而言，“体广”意味着体遍一切处，是所有事物的本性。“位高”具体指《法华经》久远古佛，在本门中即已成佛，而非菩提树下最近证道之佛。故其成佛从时间的意义上来说乃位高也。“用长”指佛陀早在本门中就已经开始了说法度生的事业，从本垂迹，并将延续至未来，佛陀过去说法，未来也将继续说法。竖穷三际，其度众之大力用宁为不长乎？[40]

　　 ②将旧有的思想融会进新的体系中。

　　 智顗往往在对旧有名相及其意思去芙存精的基础上，更将之重新诠解，加入新意，或以新的名相取而代之，以构建一个完整而全新的体系。智顗首先将他那个时代所有有关判教的理论梳理一遍，共列举了南三北七等十派学说，然后一一分析其理论的缺陷处，也肯定了其合理的地方，取各派之精华，而摈弃其不尽人意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智顗的判教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在对旧有理论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检视、批评、去芙存精后，智者便提出了他自己的远胜于前人的完整的判教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即佛说法之五个时段，配以四种教义及其三种说法方式。智顗创造性的发挥为后人高度赞扬云，“义蕴佛经，名出智者。”

　　 ③从诠释经义中推衍和构建全新的名相。

　　 除了采用旧有的名相和吸取他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外，智顗还根据他自己对经义的理解，直接归纳总结诸经之说而构建他自己的理论，诸如“四教义”和“七种二谛”便是典型的例子。在其著作《四教义》[41]里，智顗就提到四教义之名相乃是他自己的总结创造：  

　　无文立名作义，以通经教者。问曰：“立四教名义，若无经论明文，岂可承用？答曰：“古来诸师讲说，何必尽有经论明文?……但使义符经论，无文何足致疑？”[42]

　　智顗的看法是，一个理论或见解并没有必要一定以经典为准，才算言之有据。只要新立的名相确有必要即可。建立新名相的目的为的是构筑一个连贯的体系，用来组织庞大的佛藏，使各种佛说皆在此体系中各得其位，有章可循，避免自相矛盾之嫌。用智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佛教浩漫，玄旨难寻。若不立名辨义，何以得知旨趣也？[43]

　　 至于七种二谛的理论，智顗鲜明地表达了他不愿遵循传统的观点，云： 

　　说此七权实、二十一权实，颇用世人所执义不？颇同世人所说语不？颇用诸论所立义不？既不从世人，亦不从文疏，特是推大、小乘经，作此释耳。[44]

　　如此显明的论点可谓大胆矣，说明智顗对其思想体系之优于他人充满自信。此种自信正是他对自身哲学为圆融的直接首肯。

　　 ④综合各家观点，调和不同意见。

　　 这一点反映了智顗圆融哲学调和及融会的特色。智者的中道理论即是这一方法的最好的注解。其中道理论即是圆融三谛，将世界万象看做一个整体，同时具有空、假、中的特性。 

　　调和不同意见的方法也运用在对经（Sutra）字的讨论上。为了避免在对经是否可译还是不可译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智顗的意见是调和两边，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用智顗自己的话说就是： 

　　今和融有无，虚豁义趣。若言无翻，名含五义。于一一义，更含三义，弥见其美。若作有翻，于一一翻，亦具三义，转益旨深。任彼有无，何所乖诤。大经云：‘我终不与世间共诤。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如此通融于二家，无失而有理存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