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顗这种综合两边的方法旨在将他自己对经的定义作好铺垫，这是他的创造性才能的又一种发挥。

　　 在解释为何实相有多种名称时，我们看到智顗同时用了综合的方法和调和的方法。大师强调实相多名的原因乃在于四教众生的根基不同，是佛陀用适合的名相应机说法的结果。　　

　　 (i) 为持有见的众生，佛陀讲说“妙有”和“真善妙色”。 

　　 (ii) 为持空见的众生，佛说“毕竟空”、“如如”和“涅槃”。 

　　 (iii) 为那些能即观空又观有的听众，佛弘演“虚空佛性”、“如来藏”以及“中实理心”。 

　　 (iv) 为那些观非空非有的行者，佛解释离有无两边的“非有非无中道”的概念。[46]

　　 正如智顗的总结云：

　　随此四根，故四门异说。说异故名异，功别故义异。悟理不殊，体终是一。[47]

　　通过给不同的名相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看似不同的教理就得到了调和，都是为了适应不同根基众生的理解能力故，名字虽各异，然皆是实相的不同说法而已。

　　 ⑤自由地将不同的体系摄归一处。

　　 中国文化历来有如此的传统，即倾向于吸收不同的意见，寻找相同点，而非因观点不同而狭隘地加以摈弃拒绝之。以这种传统的心态来看，中国人并不认为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也就很自然了。[48]智顗之创造性的和自由灵活的对《法华经》的诠释和评论乃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典型表现。毋庸至言，《法华经》所用之语言本身之模糊、微妙以及隐喻的特性即为自由的诠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然而，智顗之自由诠释的风格是建立在其自身对《法华经》证悟的基础上的，故与《法华经》的根本精神相符，乃说其自证之境耳。再者，智顗之自由诠释的风格也反映了三到六世纪风靡一时的玄学传统的影响。对老庄哲学之诠释的自由之风盛行，其诠释皆是作者随意自如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产物。 

　　智顗之用四悉檀来统摄不同的观念可谓很好的范例。统摄的结果便是四种四谛之与四悉檀相应。[49]在大师的诠释中，四悉檀之统摄的功用无限。四悉檀可生起三观，可生起四谛，可生起十二部佛经。[50]当佛教中的各个体系统一在四悉檀之下时，这些体系就不再是互不相关，松散分离的了，而成为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整体。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智顗乃用四悉檀来作诠释的准则，以使他自身的创新理论得到合法化，并与传统的理论和谐地互融互即。

　　 ⑥建立中国化的佛教。

　　 最后一点要讨论的是智者创造性的才能在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的发挥，并因此而使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得以建立。[51]我们可以将佛教当初被译介至中国视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不成熟阶段。那时，中国人对佛教名相的消化是通过“格义”的方式进行的，即从道家著作中寻取意思相近的术语，来作为解释佛教思想的媒介。使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从竺道生（355～434）的理论中已可见一斑。道生立“顿悟成佛” ，“阐提有佛性”等诸义，乃“笼罩旧说，妙有渊旨”。[52]其见地新颖，撷取儒家和佛教的精华，将儒者的一极无二之理和佛教亲证契入之修融为一体，而推出“渐修顿悟”的理念。又将儒家人性善的理念融入佛教慈悲济世的情怀而独唱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也不例外。这些闪烁着佛教中国化的见地一直延续至智顗体系化的圆融哲学，从而使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臻于成熟。也就是说，佛教不再借助于老庄哲学术语，也不再是寻字逐句的机械的讲解经义，而是深入佛藏，契入佛说的精髓，建立自己对整个佛教的理解体系，以自身的哲学笼罩对佛经的诠释，从中折射出释迦之旨。如果说将佛教思想与道家术语相匹配的格义的方法是形式上的佛教中国化，那么，将佛教名相教理重新定义组织，便是中国学者以中国本土的认知方式，从内涵上来把握佛教精神的努力。而智顗的佛学体系，虽然在形式上不像格义那样以道家术语来解释佛教名相，而其所含蕴的认知论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换言之，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意味着将儒、道意识形态融入佛教之中的方式不再流于形式，而是体现于内在的精神，微妙而含蓄。学者必须从根本精神上把握释迦意旨，并能于佛藏进出自如，真正达致证悟的境界，以便将王弼解释的有关老庄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之内在精神展开来，以表达成佛之自由无碍的理想意境。

　　对于智顗来说，其对一代佛说体系化的工作，以及对佛教理论重新建构组织反映了他对整个佛藏的渊博知识和深刻理解，以及他善巧地融会儒、道、佛意识形态的才能。我们可以如是说，智顗以其判教体系使佛教中国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3]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判教的理念其来有自，并非智顗首创。正如西方学者Hurvitz指出的那样，“广义的说来，判教理念发源于印度，中国人只是将这一传统在其本土继续发扬光大而已。”[54]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智顗使佛教体系化的创造性才能体现在他是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善于将各种不同说法综合融会，将一代教法以其圆融哲学统摄之，从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完整合理的佛教体系。智顗的体系可谓是一个真正严格的判教系统，能总持当时一切传入的佛典，消融所有的纷争，并赋予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其合理的地位。另外，智顗的“性具实相”的理论也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而非消极否定的，所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即是其意旨所在。其“圆融三谛”论则是中国人之视宇宙为一无分别之整体的传统世界观的反映。最后，其中道观则专注于积极济世度众的功用性，使佛教之修行实践具有即自利也利他的菩萨道之能动的特性。

　　简而言之，智顗弘扬佛法的技巧和方法及其佛学体系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使中国化的佛教之思想教理和修行实践都臻于炉火纯青。智顗娴熟自如的诠释技巧自由地将中国本土的思维方式融入其中，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他的佛学体系在中国认识论的范畴里显得非常适宜，没有牵强附会的痕迹。而智者的圆融哲学是佛教中国化的最明显的证明。在上面，我们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智者圆融哲学的特征，即调和性、灵活性、完整性、全面性、能动性、功用性、完美性以及总摄一切性。而这些特征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全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