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从心内深处自然生起一种「一切皆是心」的感受。……有时觉得外显诸境都是清清明明的幻化境界，有时觉得会（含摄）一切，有时觉得与心识之体性融汇无间。当感觉到一切（时、处）皆是悟境时，就觉得无有所修之法了，能修和所修本身也没有了。……达到全体的纯清光明境界，那时就会觉得「任何东西也都不能损伤我了！」……等到行者的悟境能够不分昼夜相续不断之时，就会觉得无所谓「死」或「无死」。……某夜梦见诛杀一黑色之人，从此四魔不能再作障碍，自此以后大师就没有任何梦境了。于睡眠中，惟见光明之境界矣。(95)
 
　　悟境昼夜不断，睡眠之中一片光明，无所谓生死，没有能修所修，这显然已经到达无修瑜伽的成就。依藏密典籍《俱生契合深导了义海》的标准，它相当于显教的第十地。(96) 这样的悟境，就算我们打个一折，也还是初地，也还是无漏圣道。怎能说「六度不等同道品」，大乘全是凡夫菩萨呢？
 
　　一般而言，南传佛教的思想比较保守，坚持「大乘非佛说」，而且很少和汉、藏佛教交流。因此，他们不了解汉、藏佛教，徒然根据巴利三藏而说没有圣位的菩萨，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身为汉、藏佛教徒的一员，倘若仍以南传佛教为唯一的标准，以此批判大乘而不知融通，若非此人对大乘缺乏深刻的理解或体验，便是宿世声闻教法的习染太深，心量太窄，再也容受不下方广的大乘理念了。
 
*大乘核心在圣道
 
　　或许有人会引据印老的大作而说： 
　　中国所重的大乘，自称是大乘中的最上乘，其实是小乘精神的复活，急求自了自证，所以有「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的现象。大乘的入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入法界品」那样，普入各阶层，而不应该以参加政治为典范。(97)
 
　　不错，「参政与助选」皆非僧侣之所宜，但是善财童子所参访的淫坊酒肆，难道也是出家人应该涉足的场所吗？即使是在家居士，倘若没有维摩诘那样的游戏神通和善财深入法界的定慧之资，又如何有能力「普入各阶层」度化众生呢？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质，而想在五欲尘劳中利益众生，就像孔老夫子所斥责的「暴虎冯河」者一样，虽然勇气可嘉，但法身慧命必夭无疑。虚云老和尚是民国以来公认的得道高僧，他在开示录中还不免感伤地说： 
　　自初发心为明自己的事，到诸方参学，善知识教我发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汉。于是发心中兴祖师道场。大小寺院修复了十几处，受尽苦楚烦恼折磨，天堂未就，地狱先成。为人为法，虽是善因，而招恶果，不是结冤仇，就是闹是非，脱不了烦恼。(98)
 
　　清朝的玉琳国师对在他座下开悟透脱的进上座，也同样告诫说：「须念自利易，利人难，深心大心，终身誓居学地。」(99) 这两位祖师的训诫难道还不够明白吗？因此，倘若有人鼓励三学尚未稳固的新戒僧尼「普入各阶层」行菩萨道，「急求」净化人间，那就像孟子所说的「以不教民而趋之战」一样，简直是教他们去送死。行广大的菩萨道而无深厚的慈悲定慧，如临战阵而手无寸铁，岂能不沦为烦恼与业力的手下败将而惨遭蹂躏！
 
　　上述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有许多向往佛道的西方僧尼，就是因为养成教育不足即奉命出来弘法利生，而伤残或断送了他们的慧命：  
　　喇嘛任命一些人出家。这些人在缺乏训练、准备、支持与带领的情况下，就被丢入世界。而人们期望他们遵守誓言、修练佛法，并且主持佛教中心。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他们脱下僧袍还俗，我倒不惊奇。他们开始时怀着极大的热诚、纯洁的信仰、奉献的精神。渐渐的，他们的动力减退了。他们受到挫折，理想幻灭……。(100)
 
　　站在《维摩诘经》的立场，是心净而后才佛土净的。心识必须要依止定慧，才能达成真正的清净。如果不得止观，内心散乱昏昧，怎谈得上清净呢？自心未得清净，而说能行菩萨道，成熟有情，庄严佛土，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违心之论吗？不依止定慧、不能长养定慧、不能断除烦恼的净土，绝非佛经所说的「净土」。倘若我们处心积虑所要建设的人间净土只是那样的欲界净土，那又何必修学佛法呢？
 
　　中国儒家所讲究的个人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还不够严谨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发心难道还不够广大吗？大同世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难道还不够庄严神圣吗？这岂不是要比台湾现有的人间净土要好上千百倍？
 
　　再者，一个行者未得定慧成就而积极利他，固然意义不大而且危机重重。但若修学已有所成就，明了自心，澈见本性，却依然只图自了，那当然就是典型的小乘作风了。综观中国佛教各宗祖师大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出有任何「修小乘行」的作风。法显、玄奘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九死一生，为中国佛教求取三藏典籍。天台智顗（538-597）为了领众修行，自己情愿「六根不得清净」。律宗鉴真（688-763）五度出海失败，双目失明，仍然坚持赴日传戒，住持正法。高唱「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未悟以前犹自可，既悟以后事更多」的禅宗祖师，显然也不是「小乘精神的复活」，而是印度大乘精神在中土的重现。
 
　　其实，禅宗和其它强调利他的宗教一样，也有强烈社会服务的倾向。但因禅宗崇尚以禅修为主的印土宗风，强调定慧解脱，所以它的社会倾向便只能在导向禅悟和解脱的宗教生活上表现出来。为了别立禅居，使禅宗得以长久延续与发展，年逾九十高龄的百丈禅师（720-814）毅然决然地创丛林、立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那一点像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的作风呢？
 
　　沩山灵佑在百丈座下发明心地后，亲领典座之职，后来又受命前往沩山辟建丛林，猿猱为伍、橡栗充食，独自山居五至七年不见一人前来，便自念言：「我本住持，为利益于人，既绝往来，自善何济？」并因此而想要出山弘法。这怎能算是「急求自证自了」呢？(101)
 
　　再者，民国初年的虚云老和尚，一生重建祖师道场，大小寺院前后八十余剎，皆亲为营造。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为了保存佛祖道场，为了让寺院守持祖德清规，为了僧众保存一领大衣，百岁高龄的虚老甚至含辛茹苦，受谤受屈，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依然甘之如饴。(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