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学的西渐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一批有教养的西方人开始在东方的哲学和宗教中寻找“浪漫主义的余波”（romantic sequel）, 他们在印度佛教中发现了被称作是“比希腊、罗马文明更深刻、更哲理化、更富诗意的古典”传统。[1]作为学术化的西方佛学研究，最初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B.H.Hodgeson在尼泊尔所搜集的，当时还并不太清楚是属于佛教的梵、藏文献，经EugeneBurnouf,T.W.Rhys Davids,Max Muller等诸大师的相继努力，到十九世纪末，佛教，特别是南传巴利佛教的传统获得了非常专业化的研究。世纪之交，随着吐蕃和中土文献的出现，大乘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诸如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Etienne Lamotte这样的一批学者。[2]可以说，直到二战以前，欧美佛学研究主要是由精通梵巴等文的语言学家或某些中国学家完成的，他们把重点放在佛教史的经典“文本”上，并坚信通过由比较语言学的分析，而上溯到哲学观念的诠释路线，可以客观还原出佛教思想的原始脉络和意义。这种源于“古典时期”的研究方式，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都没有注意到“文本”背后的文化和政治策略，对于佛教的各种仪式、照像、实践等方面与思想之间的内在互动性，也基本没有触及。佛教的学术主流成了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说的“基于古典或博学的知识为目的”的“典范的遗迹”。[3]

学者们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初，禅学史上才出现了一次“划时代的转移（epochal- shift），即西方人开始了对于禅宗的了解。[4]但这只应该理解为，作为学术研究的禅学开始进入西方的视域。实际上，Bernard Faure的考察已经表明，早在十六世纪以来，禅，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禅的观念就经由西方传教士和冒险家的叙述，被作为某种神秘主义和静默主义的东西进入了“西方的想像”（western imagination）。[5]二十世纪西方禅学研究的兴起，实际所反映的，是西方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一种反省，知识界已经不再象上个世纪一样，把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观念和理性原则奉为圭臬，他们开始批判性地重新思考理性的限度。与十九世纪的佛教研究不同，禅学最初并不是经由古典学术的方式被西方人所接触的。它一开始似乎就进入了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被叙述为反制度性和重内在经验的禅，并没有以古典学术的严谨方式而登场，而恰恰是以超理性、非逻辑和非历史等反常规学术的意趣，融入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对理性主义的反省思潮中，充当了弥补西方理性哲学所留下的空却之场。正如Alan W.Watts 所说，西方对于禅学兴趣的深刻理由在于，禅的观念是如此趋近于“西方思想中不断出现的边缘”地带。[6]有意味的是，十九世纪的Rhys Davids在他那篇著名的，被重印过多次的《佛教：它的历史和文献》(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中，还充满激情地称扬佛教为一种理性的，甚至是科学的宗教，[7]而二十世纪，同样被看作是体现佛教本来精神的禅，却恰恰在反知识主义的诠释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著名的，被认为是让西方人真正第一次触及到禅的精神的铃木大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多少已经西方化了的概念，向西方广泛推荐了他所说的具有无限性的，只有东方精神才能够“洞穿”的禅宗观念。[8]如果我们对二十世纪西方禅学研究的历史作更深入的分析，将不难发现，铃木禅的叙述之所以一度流行于西方世界，与其说得益于他对禅宗哲学、历史、心理学和神秘主义等多方面的博学知识和某些洞见，勿宁说更多地源于他对于禅学的书写策略。[9]即是说，经过铃木大拙的“创造”，而不是严格的知识学所叙述的禅，[10]正因应了当时西方所面对的，由文化差异而引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局。被铃木所解释的禅，正如奥托（Rudolf Otto）对神秘主义的叙述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经验主义思想一样，让西方人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痛苦现实中发现了憩息之地。禅作为反历史和反知识主义的直接性经验，被认为是可以省略掉理性哲学那套烦琐的“本体推论的问题”，瞬间触及到生命的本源。因此，西方人对于这种“变相”的禅学观念的接受，正是表现了西方文化自己制造出的产品。[11]

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西方禅学研究的历史。[12] 与十九世纪西方佛学研究不同，二十世纪开始的西方禅学研究，并不是由西方的东方学家开创的，而恰恰是由一群具有国际意识的日本思想家和禅师带到西方的，于是，早期西方禅学研究的叙述与萨伊德的东方学中所分析的那种西方的东方学完全不同，它一开始就表现了作为东方的日本在禅学“自我叙述”上的优越性。他们要向西方“说教”的禅学开始并没有获得西方传统学术的形式，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十九世纪西方古典佛学研究形式的反抗。一般认为，铃木大拙的老师释宗演是第一位把禅学带到西方的人。宗演（1585-1919）是第一位到美国旅行的禅师，他于1893年在芝加哥参加了世界宗教大会，并由当时并不出名的铃木大拙作为翻译。随后他与美国出版家兼学者的Paul Carus（1852-1919）成为朋友，并把自己的助手，年轻的铃木大拙介绍给Carus，铃木后来协助Carus完成东方经典的翻译计划。宗演于1906年出版了第一本禅学的英文书：《一位方丈的法语》（Sermons of a Buddhist Abbot），同年，铃木大拙在巴利文本经卷学会的杂志上（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发表了第一篇英文禅学论文“佛教的禅宗”（the Zen Sect of Buddhism ）。 该文对于铃木以后禅学的许多观点都有所暗示。如把禅说成是一种“神秘”的学说，只有“内在灵性了悟”的人才有资格讨论等。[13]随后，这位被誉为“英文禅学研究的第一人”向西方世界发表了他有关禅学写作的英文系列。1927年，铃木于英国伦敦出版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三卷本《禅佛教文集》（Essays in Zen Buddhism）的第一卷，至1934年，三卷本全部出齐；接着又陆续出版了《禅佛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1934），《禅僧的训练》（the Training of the Zen Buddhist Monk）（1934）和《禅佛教指南》（Manual of Zen Buddhism）（1935）等。[14]尽管铃木从来没有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对禅给以系统的论述，却以多产的方式涵括了几乎禅学所有的领域。由于传承了临济宗的一系，铃木在向西方推荐禅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开悟”和“公案”两个观念，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禅宗学派的作略，如曹洞宗的思想观念等。正如Heinrich Dumoulin所批评的，这不仅是肤浅的疏忽，它深刻影响了所谓“铃木禅”对于悖论和非理性的过分夸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