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铃木大拙的影响下，西方人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禅学写作。Alan Watts是西方人中最早系统写作禅学的学者，他于1936年出版了《禅的精蕴》（Spirit of Zen）一书。此前，即1925年，德国著名的神学思想家Rudolf Otto在为第一部由日人翻译成德文的禅论集（Zen:Living Buddhism in Japan）所写的序中，把禅的悖论理解为与西方神学历史上的神秘主义，尤其是象Meister Eckhart和Angelus Silesius这样的神秘主义思想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也影响了铃木后来在禅与西方神秘主义之间进行比较的思路。）与铃木一样，Otto强化了禅思想的超理性的方面，认为禅把非理性推到极端，而其最根本的原则并不是一种“基本的观念”（fundamental idea），勿宁说是“基本的经验”（fundamental experience）。[16]可以说，西方人的早期禅学书写，基本是在铃木大拙所推荐和解释的禅的观念基础上所开展的。

二战以后，西方禅学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Christmas Humphreys就说，当他于1946年回到美国时，他已经发现有大量英文的禅学书籍，他也列举了包括他自己著作在内的一些重要作品。[17]从战后到60年代间，铃木大拙、Christmas Humphreys、Alan W.Watts等人的著作还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铃木，不仅继续发挥和扩展他过去的禅学观念，而且对于禅的观念与西方思想和其他学科的对话，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50-60年代，铃木与心理学家容格（Carl G.Jung）和佛洛母（Erich Fromm）之间的互动，对于心理分析学和心理治疗等都有很大的推进；又如禅与基督教的“对话”，促成了象“基督教式的禅”（christian zen）这样概念的产生。[18]如铃木在他的英文著作《神秘主义、基督徒和佛教徒》（Mysticism，Christian and Buddhist）一书的第一章，就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大师Eckhart的作品看成是在“谈禅”（talking zen）。在这里，他又一次通过“经验”会通了神秘主义所谓的“看”（seeing）的体验。[19]本文所要叙述的，主要限于战后西方禅佛教思想和哲学方面的研究。


禅的哲学写作。可以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70年代以前，西方关于禅思想的论述很大意义上还是在铃木的影响下进行的。战后，铃木到欧美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和演讲，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大学（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主）的演讲主题仍然是以禅为中心的。根据Heinrich Dumoulin的说法，战后铃木禅的思想与他前期英文著述所要表达的观念有了变化。即是说，他开始由早期对于禅宗心理学的诠释转向了哲学性的研究，他更多地想以“生命导师”而非一般学者的方式，试图为西方推荐禅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不过，这里说的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必须作一些解释。按Heinrich Dumoulin的研究，铃木早年的禅心理学主要是受到William James的影响，透过James所说的意识的神秘特征，在“神秘主义心理学”的构架内来阐述禅的无心思想。而战后铃木虽然与心理学保持了相当的接触，但他更关切的是这些心理分析的形而上学问题。[20] 作为日本学者的Torataro Shimomura意见有点不同，他试图从西方知识传统的对立面来理解铃木。他认为，尽管铃木自己从来不把自己对禅的解释看作是把禅的思想哲学化，但铃木的写作确实赋于禅的思想一种“哲学的形式”。关于铃木禅的意识概念，Torataro Shimomura指出，铃木并没有按照西方心理学的传统给予解释，他甚至认为，铃木对于禅的解释是完全反心理学的。[21]

铃木禅哲学的写作虽然力图适应西方的形式，但一般认为，铃木的禅学着重从“禅的内部”进行解说，它的长处是保留了“在场”的感觉。他的禅历史观，也基本沿袭传统南宗一系的说法。尽管铃木的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为“自我叙述”的方式在西方禅学研究中曾一度独领风骚，但这种哲学的叙述进入西方语境后，同样也受到了的质疑。

正如Christmas Humphreys所分析的，西方人对于禅的接受与他们19世纪研究佛教的传统一样，始终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方式。即他们并不相信单凭直觉的方式可以了解禅，而仍然希望诉求于理性的方法来加以平衡。如深受铃木影响的Alan Watts的禅哲学的书写就与铃木不同。他并不主张简单地从完全不同文化类型的东亚传统中“进口”禅的思想，而认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不过，Watts也意识到西方禅学写作的复杂性和紧张性。他一面批评日本学者的禅学写作大多是从其传统内部，特别是从其宗教机构的内部为出发点，这样会忽略自我方法的局限，遗失来自外部观察，尤其是所谓“科学的学术”方式的洞见；但另一方面，禅毕竟是一类难以言传的内在性经验，以西方传统理性的学术方式加以分析，又难免“只食菜单而丢了食物”，西方学术与禅之间这种沟通的丰富性与危险性并存的困境，迫使Watts寻求禅学写作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既非禅，亦非西方的折中路线。[22]

西方禅学写作所遭遇的这种经验与理智之间的紧张，如Dale S.Wright 所说，反映了“浪漫的心灵主义”(romantic spiritualism)与“科学的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之间的冲突。[23]或许，这种精严的、批判性的西方专业化学术在面对直觉性的东方传统时，发现了自己的“分裂”，于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精确的学术分析会障碍对于象铃木这样具有“近代文艺复兴思想”（latter-day Renaissance）人物的价值发现。[24]

铃木大拙带给西方的禅哲学解释，多少受到了日本京都学派，特别是他的朋友西田几多郎的影响。据Sharf的考证，铃木对于禅的“内在经验”等观念的强调可能与西田1911年出版的《善的研究》思想有关。西田不仅突出了日本本土化的哲学运动，而且开辟了新的日本佛教的注经方式，即他强调了纯粹、直接和非二元的经验对于仪式和思想研究的优先性，这些都在铃木禅思想中获得了表达。[25]虽然禅的哲学可以从很多的途径进行了解，而以禅为基础建构哲学系统的京都学派，是第一次使“禅获得了充分的哲学反思”，并为从比较哲学和宗教的立场解释禅的思想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26]英语世界出版的许多有影响的禅哲学讨论的著作，大多都是在这一比较的视域中进行的。只要简单罗列几部60-70年代出版的有关禅思想的书名，就不难发现这点。如Van Meter Ames的Zen and American thought（1962）；James Chuck的Zen Buddhism and Paul Tillich : a comparison of their views on man's predicament and the means of its resolution（1962）；John Stafford Wright, Zen and the Christian（1965）；Minoru Yamaguchi的The intuition of Zen and Bergson：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approach to Zen, reason of divergencies between East and West（1969）；William Johnston的The still point : reflections on Zen and Christian mysticism（1970）；Paul Sang-wan Chun的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God and Zen "nothingness" as embodied in the works of Tillich and Nishida （1978）；George Rupp的Beyond existentialism and Zen : religion in a pluralistic world（ 1979）等。尽管80年代以来，西方禅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表现在禅的历史学方面，但有关禅宗哲学的写作仍然间有续出，而基本的思路还是在比较的方式中进行的。如比较有影响的京都学派的后学阿部正雄（Masao Abe）于1985年和1997年分别用英文发表的两部禅哲学著作《禅与西方思想》（Zen and western thought ; edited by William R. LaFleur ; foreword by John Hick.London : Macmillan, 1985.）、《禅与比较研究：禅与西方思想续集》 （Ze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 part two of a two-volume sequel to "Zen and Western thought" / Masao Abe ; edited by Steven Heine.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7. ）中，一直坚持了他所说的，在对佛教和包括基督教的西方思想进行“比较和对话式的研究”中，去表示“禅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27]以至于新近出版的Dale S.Wright的《禅佛教的哲学沉思》（ Philosophical Meditions on Zen Buddh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和 Carl Olson的《禅与后现代哲学的技艺：解脱表象化思维模式的两种出路》（ Zen and the Art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two Paths of Liberation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Mode of Thinking,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中，也因袭了这类比较的方式。如Carl Olson在他的著作前言中就说“以德里达（Derridean）式的精神来看，本书的主体是在禅与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之间进行比较哲学的研究，以期于后现代哲学能够在尊重多元哲学论辩的同时沿着禅宗所开辟的方向发展，克服（现代性）镜相心灵所带来的表象化思维模式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