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观察，Faure还分析了铃木禅学写作在哲学与历史方法之间的紧张。他指出，铃木一面强调禅的超历史性，指责历史学的技巧对于禅的无能，从而以先验的哲学方式给禅的“非历史”性以“形而上或最深的意义”结构。Faure指出，甚至敦煌禅籍的发现已经使批判的历史学方法成为可能，而铃木仍然坚持传统禅宗谱系的合法性；铃木有时不得不对禅的历史学有所涉入，但他的意趣并不是历史学而正是反历史学的，即他经常性地透过禅的历史来解释禅——作为东方文化的独一无二性。作为一个“西方化了本土主义者”（a westernized nativist），铃木的禅学写作无法逃避他身处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所特有的“边界的焦虑”（boundary anxiety）。[44]

Robert H.Sharf对铃木为代表的日本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研究，更多地注意到历史的面向，就是说，与Faure注重理论批判不同，Sharf把理论的批判小心地融到历史学的叙述当中。他仔细考察了铃木为代表的日本现代禅的民族主义观念，是如何在二十世纪日本与世界复杂的关系结构中被制造出来的。最先于《宗教史》杂志（History of Religions,33/1,1993）发表，后又收入到Donald S.Lopez主编的论文集《佛陀的监护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中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禅”(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一文，以及1995年发表的另外一篇补充性的论文，[45]都把铃木禅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脉络中进行分析。Sharf认为，种族主义、本土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存在于亚洲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是直接对着西方的，铃木禅在自我的建构中同时也建构出作为“他者”的西方。铃木向西方重点推荐禅的反偶像、反仪式、非逻辑、非理性等面向，并不是简单根据禅的历史而进行的鼓吹，铃木禅学写作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与政治原因。铃木把禅带到西方的同时，正是日本处于快速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明治时期（1868-1962）。在西方生活过很多年的铃木敏感地意识到，包含在现代化计划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或东方学）的危险性，因此当铃木宣称禅具有一种超越不同文化的特权观念时，他实际上也同时意识到，作为“他者”的西方所具有的强势。种族式的民族主义只有通过被想象出来的他者的眼睛，才能够真正对自我“种族性”产生自我意识。于是，铃木为了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他的写作中，刻意而且无疑也是非常恶劣和空洞地制造了“日本人论”的争论，把东方人和西方人放置在一个怪诞和漫画式的结构中进行比较。如西方人是唯物的，东方人是精神性的；西方人是好战和帝国主义的，东方人是非暴力与和谐的；西方人重理性，东方人重直觉等，完全从对立的意义上来叙述禅为代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又如，他对西方否定式的成见在30年代的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出版的《日本的灵性》与《禅与日本文化》，把作为日本文化基础的禅叙述为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普遍性的文化经验。Sharf指出，正当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进行其帝国主义扩张的时候，铃木禅宣扬日本文化的独一和优越性，为这种帝国主义提供了“精神的合法性”支持，因此本质上可以称之为“禅的民族主义”。[46]

Sharf还发现，铃木禅的这种民族主义从他关于禅与东方关系的叙述中也表现出来。 从历史上看，佛教是印度的产物，而禅是中国的发明，铃木同时是印度和中国佛教的学者，了解这一事实对他并不困难。但是，他的研究一直试图克服这一问题，而且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日本式的文化沙文主义。早在1906年，铃木发表的第一篇英文禅学论文中，他就提到，尽管禅是中国的产物，但作为活生生的禅的信仰早已经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古老国家象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地死去了。”在《日本的灵性》中，他继续发挥此说。他提出，日本的灵性是亚洲精神的高度发展和提炼，中国禅只有与日本文化的结合才获得了它最充分的表现，他仍然坚持只有在日本，亚洲的精神才被充分的实现。又如，铃木还以他特有的历史学方式补充他早年关于中国佛教衰亡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禅在宋以后就不再发展了，此后的禅只有在日本才被发扬。Sharf认为，铃木禅学写作中的“反中国的论调”也成为他的民族主义的逻辑之一环：当西方以其科技表现优越的时候，铃木禅强调了亚洲价值的精神性，并呼吁回到他们本土化的精神根源中去寻找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源；而亚洲的精神基础在于禅，而禅现在只有在日本才保留他的“纯粹”形式，因此日本有权力，而且确实有责任去履行它对亚洲的领导，引到“他的兄弟们”进入现代化。Sharf坚持，这种二十世纪重新构造出来的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禅，铃木禅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恢复了禅的“纯洁性”，它却为铃木等日本禅思想摆脱历史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认识焦虑，提供了体面的逃避。


三、典范的转移：以Bernard Faure,John R.McRae为中心

80年代以后，西方禅学思想史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Bernard Faure和John R.McRae的研究。他们都特别着重于根据敦煌新文献进行北宗史的研究，并对铃木的禅学写作，以至于胡适、柳田圣山等人的批判历史学的研究方式，进行系统的批判反思。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整个禅史传统的结构和系谱作了颠覆式的重新诠释。尽管Faure和McRae的禅学写作有不同的侧重，Faure完成了他北宗史的研究之后，写作的重心放在以文化批判为目的的禅学写作的理论思考方面，McRae则仍然以禅史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中心，贯彻他对传统禅学书写的批判。不过，他们在禅学写作的基本观念上几乎一致，McRae就在他新近发表的，关于禅学写作的一篇专门论文中坦承，英语世界禅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但同时是相当罕见的”人物就是Faure。[47] 从方法论上讲，Faure对禅学写作的思考比较系统和有穿透性，所以我们的讨论将围绕Faure的思想为中心，而涉及到相关的方面，也会把McRae的观念带进来。

Faure试图把禅学的研究纳入西方思想写作的论域中进行讨论。他认为，禅学的研究必须面临多学科方法论的挑战，他提出这一观念，是与他对中、日现代学者禅学写作的批判性思考有关联的。在他看来，由中、日学者所建立起的禅宗哲学和禅宗历史学的写作，还没有达到象人类学和文学批评那样方法论思辩的高度，他希望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学书写应该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等学科的方法论来补充。同时，他也意识到每一种方法都制造了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必须反过来接受进一步的质疑——不仅是其方法论的基础，还包括其诠释和认识论的基础。因为Faure并不认为每一种方法都象他们自称的那样“客观”，背后其实都有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