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是渐悟。不过，《楞伽经》在说了上述“四渐”以后，接着又讲了“四顿”。这样，《楞伽经》到底是主张渐还是主张顿抑或是顿渐都不废的问题，便在学术界引起不同的看法。1935年，胡适根据上述引文（“四渐”）得出结论：《楞伽经》“当然是渐修的禅学”（《楞伽宗考》，《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233页）。过了四年，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提出不同看法。他说：《楞伽经》主张四渐四顿，“以为《楞伽经》只主张渐，是完全错误的”（《禅源诸诠集都序译注》第277页）。我们不同意宇井先生的看法。《楞伽经》确实在举了上述“四渐”以后，紧接着又举了“四顿”，但这“四渐”、“四顿”并不是平列的。对此，宗密曾做过解释：“虽渐顿各四，而非四对。……上之四渐，约于修行，未证理故；下之四顿，约已证理故。”（《园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这是说，修行是渐，最后达到佛果的一刹那才是顿。因此，《楞伽经》虽然也提到顿，但实际上仍然是主张渐悟。楞伽师从菩提达摩到弘忍、神秀，都是遵照《楞伽经》的这种思想主张渐悟的。如菩提达摩的“凝住壁观”（《续高僧传》卷十六《菩提达摩传》）；弘忍的“念念磨炼”、“缓缓静心”（《最上乘论》）；神秀的“拂尘看净”（宗密：《园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都是渐悟。慧能则主张一念相应便可立即成佛的顿悟。顿渐的分歧，是慧能禅法与楞伽师、《楞伽经》禅法的主要区别。
　　 （四）慧能反对坐禅，楞伽师则主张坐禅。
　　 楞伽师认为，坐禅是成佛的必由之路：
　　 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楞伽师资记》第三）
　　 为什么只有通过坐禅才能成佛呢？这个问题，早在初祖菩提达磨时就做了说明：
　　 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二）
　　 坐禅能使人安心，就是使心安静得象墙一样的不动摇。这样就可以由静入定，由定而慧。到了道信的时候，对坐禅意义的解释，就更加具体明确了。他说：
　　 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心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然，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清利，心地明净，照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楞伽师资记》第五）
　　 这是说，首先要独自一人在安静的地方静坐，慢慢出气，使心安静下来。心地安静以后，杂念才可以去掉，从而认识到内外皆空。认识到这一点，心也就不起了，“圣心”便显现出来。
　　 由于楞伽师世代主张坐禅，所以这一派的人，都要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坐禅上，如初祖菩提达摩就“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景德传灯录》卷三），四祖道信“数十年中胁不至席”（《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二）。
　　 从以上四点看，慧能的佛教思想与楞伽师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慧能除了曾是弘忍的弟子这一点可以同楞伽师挂得上钩以外，其他几乎全与楞伽师没有什么关系。慧能一派自称楞伽师正统，完全是为了抢夺楞伽师的旗帜。而这面旗帜终于被他们抢到手，真正的楞伽师传承反而在普寂以后逐渐衰微，这在中国佛教史上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偷梁换柱。
　　 后世把从达摩到慧能、神会这一派叫禅宗。其实在慧能神会时，还没有禅宗一词。那时神会自己以及世人都称慧能一派为“南宗”：
　　 一言顿悟，不践初地，五师相承，授以宝器。宴坐曹溪，世号南宗。（《刘梦得集》卷三十《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慧能、神会一派所以称为“南宗”，这是因为：一者，他们自称是菩提达摩的嫡传。达摩是南印度人，人们称他这一派为“南天竺一乘宗”。所以慧能一派也称自己为“南宗”。再者，当时跟慧能一派对立的还有北方神秀一派。为了跟北方一派相区别，慧能一派自称“南宗”。
　　 南宗者，即曹溪大师，受达摩言旨已来，衣法相传之本宗也。后以神秀于北地大弘渐教，对之故称南宗（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
　　 禅宗一词大概起于公元九世纪。宗密说：“今且先叙禅宗”（《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二）；黄檗希运说：“我此禅宗，从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宗密死于公元841年，希运死于公元850年。可见到了公元九世纪前半期才有禅宗一词。楞伽师自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都主张坐禅，主张由定发慧，把这一派叫“禅宗”是完全可以的，而慧能一派则根本否定了坐禅，把他们叫“禅宗”的确名不副实。但慧能的弟子们却用“禅宗”为本宗命名，这恐怕主要是因为用“禅宗”立名更能表示自宗是达摩以来的嫡传。

　　 六、慧能佛教学说的渊源和特点

　　 慧能的佛教学说既然不是来源于楞伽师，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下面就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一）关于人人皆有佛性
　　 这个问题早在公元五世纪道生就提出来了。但由于他的理论当时没有译出的经典作根据，所以一问世便受到很多非难。不久，《大般涅槃经》译出，那里承认“一阐提迦”也可以成佛，即承认了人人皆有佛性，道生的理论由此才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即人人是否皆有佛性的问题又发生争论。其原因，一者，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当政，门第等级制度十分森严。承认人人皆有佛性，就可能导致在政治上消弱士族的特权。因此，这种学说并不为士族所欢迎。再者，《大般涅槃经》译出后，相继又译出《楞伽经》、《摄大乘论》。这些经、论又否认了一阐提可以成佛。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人人皆有佛性”并未能成为定说。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受到严重打击。再者，统治阶级需要欺骗更多的群众，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反映到宗教学说上来，人人皆有佛性的说法便又占了上风。隋唐时期成立的天台宗、华严宗都持这种看法，玄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感到经典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不远万里，亲赴印度（玄奘去印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取经。玄奘到印度以后，是跟当时著名瑜伽行派高僧戒贤学习的。瑜伽行派不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玄奘感到这种说法不合乎中国国情，想变通一下，结果受到戒贤的批评。玄奘回国后，恪守师说。他和窥基所创立的唯识法相宗也就始终坚持一阐提没有佛性、不能成佛的主张。但其他学派则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可见，慧能关于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只不过是接受了他以前大多数佛教徒或佛教派别的说法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慧能并没有什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