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革（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提要：本文通过对民国初期（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密法（东密与藏密）在浙江弘传活动的简要回顾，着重论述了以印光、太虚和慧明等浙江代表僧人对于密教修证方式之得当与否及显密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并尝试指出贯穿其中的是一种以中国社会为本位、特别是以佛法为本位的思考立场，无论是「舍密归净」还是「摄密归禅」或「禅密兼修」，都关注于佛法契理契机之弘化的现实效用，力图化解密教修行的世俗误解，深契于佛陀教化世间的大乘意旨。
　　关键词：民国初期　显密关系论　舍密归净　摄密归禅
　　禅密兼弘　太虚大师　印光大师　慧明法师
　　一、引论
　　民初佛教的一大新现象，是密宗的一时复兴。
　　密宗，亦称秘密佛教，作为与显教相对而称的一种独特教法，是中国传统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但作为独立宗派，密宗在唐代后期却一直未流行于世。从中国佛教史上看，密法佛教盛于唐，衰于宋，而禁于明。虽有蒙元敬崇番僧，满清奉仰喇嘛，然西藏密教仅传播于宫廷，非汉地文化圈中一般民众所闻习。
　　就密宗本身而言，密宗有日本密宗（东密）和西藏密宗（藏密）两大系统。民国以来，藏密与东密，泛滥日深，而居士据以传法，则更增混乱。混滥的表现，自然引起显教僧人的关注，并针对密宗修持混滥的现象，展开了有力的驳难，从而构成了民国初期佛教弘化的一大新现象。因此，无论是日本「东密」的折流中国，还是「藏密」的日渐东化，都给正处于找寻佛法契应世间的弘法之道的汉传显教系统，提出了必须作出响应的挑战。对于显密关系的再审视，一时间成为显教名僧关注与谈论的热点问题。
　　民国初期，东密与藏密两种类型的密法修持，在浙江地区都曾有其弘传活动，甚至较为繁盛，从而引发了显教修学者对密教修持的关注，进而对显密关系及其异同问题作出不同的探讨，构成民国佛教显密关系的重要内容。
　　浙江地区既是民国初期东密弘传的重点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藏密弘化的重要地区。民初时期的浙江佛教界，不仅出现了由显（台、贤）入密而弘传东密二英才──显荫法师和持松法师，而且藏密「活佛」白普仁尊者和九世班禅都曾在浙江有传密活动，不仅有太虚法师主编的《海潮音》月刊为「密宗复兴」作倡导，而且更有修学佛法者对「密宗」修持的迎合。但后来随着密教的浮滥，不但太虚法师为文辨析密法的隐患，当代高僧大德如印光法师等人对于密教若干说法提出异议，欧阳竟无等人也不表赞同，此外亦有主张融摄禅密者如慧明法师等人。本文拟就民国密宗复兴及其对浙江显教僧人的反应，作一探讨。
　　二、民国初期「密教复兴」一瞥
　　一般认为，印度密法或密教东传中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三世纪由中亚传入的各种经咒、仪轨，即所谓的「杂密」阶段；中期为八世纪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译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两大体系的密典，称为「纯密」，并构成唐密的「主体」内容；后期约在十世纪，由天息灾等人引进的印度后期密法。唐密由空海（亦称弘法大师）传入日本，衍成「东密」，弘法大师为其始祖，高野山为东密重镇。民国初期，最先折流中国而弘传的就是以空海弘法大师为始祖的日本东密。
　　东密作为源出唐密的衍化法门，其折返与回流中国，却竭力倡导作为密法立宗之本的「即身成佛论」，有意无意地导向密法高于显教，扬密以抑显，特别是广东王弘愿以白衣之身的弘密活动[注1]，更直接引起了佛教修持的双重危机，日渐引起汉语佛教界对佛教修持法门的再审视。
　　这种审视，首先指向的是禅净双修这一中国佛教修持主导法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与此相关的则是对显教传统修持法门的权威性。即此而言，在「密宗复兴」思潮冲击下，如何维护汉传显教传统修持的有效性与正统性，势必成为显教佛僧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日本折返回传的密法修持，同时也必然引起佛僧们对中国佛教的现实定位的重视与关注。应该提出的是，中国佛教传统中禅净修持的有效性及中国佛教现实定位问题，成为民国初期「密宗复兴」中显教僧人所着眼的主导性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构成了民初探究显密关系的立论基点所在。只有从此一根本立场出发，方可审视民国初期的显密关系。
　　民国初期的「密宗复兴」，在客观上引出了对中国佛教本位的弘化立场的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标榜「东密」修证佛行取代中国禅净并行的传统修证范式的冲击，以及「白衣之身」僭越佛僧弘法的正统地位，无不对佛教弘化转型中的显教佛僧，提出了必须响应的课题。当然，对于藏密的弘传，则因涉及到当时民族关系的政治考虑，更具别样的复杂性。
　　大致来说，民初密教一时「复兴」的景象，以东密的折流为先导[注2]。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广东王弘愿汉译刊印了权田雷斧所撰着的《密宗纲要》，凡六万余言，将东密修法译介进来。此译作刊刻后，曾向全国众多寺院僧人赠送。如在普陀山潜修的印光法师就曾收到王弘愿所寄的二部刊刻本，并由此围绕「女身成佛论」而引发了两人间关于密宗修法与显教修持之间的通信辩论。次年，太虚在杭州刚创刊不久的《海潮音》月刊，对于密宗弘传及其修法的态度反应却相当积极主动，并特别推出《密宗专号》，而且还在此前二期中，又专门出告示特别提醒读者：「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密宗纲要》，则于本杂志之专号，将不得其研究门径。为方便研究密宗起见，本社今从王居士处取来《密宗纲要》多部，代为流通……。」[注3]除此之外，太虚本人还数次与王弘愿书信往来，其中亦涉及到显密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注4]。
　　就现实影响而言，经过《海潮音》一番倾向性明显的宣传介绍，使众多在家学佛者乃至佛教僧人开始转向对密宗修法的关注。随后，《海潮音》月刊又相继推出王弘愿译出的〈曼陀罗通释〉，以及显荫、持松等人东渡学密而撰写的相关文章。一时之间，不仅令以白衣之身弘传密宗的广东潮州居士王弘愿，成为弘扬密宗的功臣大德（太虚称王弘愿为「震旦专门真言之一人」），声名鹊起，而且还使谈论东密修持成为时尚话题。应该说，名僧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月刊，对于民国初期的东密弘传，客观上起到了舆论倡导、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