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倡导新僧运动且对「密宗复兴」持赞同态度的太虚，因筹创「武汉佛学院」，渐把弘法中心移到武汉。因此，持松在杭州普提寺的传密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即转赴湖北武汉。一九二四年秋，持松应武汉信众之请，赴武昌住持洪山宝通寺。在寺中，他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并讲经说法，开坛灌顶，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使武汉洪山寺成为近代密宗复兴的一个中心道场。而持松元人亦一时俨然而成为弘传东密的僧人代表。
　　一九二五年秋，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在会后，持松留在日本东京，从权田雷斧受新义真言宗诸流之灌顶。翌年四月，持松又至京都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密教仪轨及其教法。此后，持松重返高野山，依金山穆昭阿阇黎尊者，受三宝院安详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悉昙。一九二七年春，密林持松学成回国，临行前，金山穆昭传付其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
　　持松再度赴日学密，有三大收获：一是从权田雷斧僧正受学新义真言宗各流曼荼罗，二是修学台密仪轨及其教法，三是更加巩固了持松回国后弘传东密的正统地位。
　　持松回国后，恰遇国内北伐战争，由于作为弘密重要道场之一的武昌洪山宝通寺毁于战火，持松不得已便留在上海传法。在上海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说法，历时一年有余。一九三六年春，持松法师第三次赴日本留学。返国后，自此长住上海圣仙寺静修。同时应各地信众之请，曾先后赴辽宁、北京、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开坛灌顶，成一时之盛。据称，从其受灌顶者数以万计。在讲经说法之余，持松还潜心撰述，着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
　　上海沦陷期间，持松称病，闭门不出，潜心修学，坚决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应浙江省教会邀请，持松一度受请住持浙江名剎余杭径山禅寺。他在山门亲题「妙庄严城」四字，试图重振古剎。但翌年三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选贤制」，公推持松为住持，并出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持松最终未能住持径山禅寺。
　　持松由华严显教折入传弘东密，甚为关注贤首教义与密宗法门异同之处的辨析。他曾在《海潮音》发表〈贤密教衡〉一文，针对东密始祖空海所主张的「华严不及密宗」之说，论析了贤首、真言两宗之间的教义之别，着重阐释了贤密两宗在成佛时节、因佛果佛、缘起法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持松的〈贤密教衡〉刊出后，随即受到了王弘愿的纠弹。王弘愿在其所办的《密教讲习录》中撰写了〈衡贤密教衡〉一文作为响应，并推出了单行本，对持松的归宗华严判教的观点进行驳斥。为此，持松再撰〈贤密教衡释惑〉一文进行答辩。该文在《海潮音》刊出后，又引起了王弘愿的再次响应，并在《海潮音》上刊发了〈答持松阿阇黎贤密教衡释惑〉。持松与居士王弘愿之间的论战具体过程，非为本文所述的内容，当容于别处再论。在此仅简单指出，持松之论密宗，与王弘愿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深入显密经论，并基于华严立场而对真言密法加以会通阐释，从而超越了译介日本密宗著述的初期阶段，开始进入显密对话的义理阐释。持松法师以华严判教摄取东密的识见，堪称为民国初期佛僧对密宗研究的一大进展。
　　释显荫（一九○二－一九二五），俗姓宋，名金云。出家后法名大明，字显荫。江苏省崇明县人（今属上海市）。十七岁时毕业于本县师范讲习所，因感世事无常，遂前往宁波观宗寺，礼谛闲老和尚（一八五八－一九三二）为师，剃度出家，并于慈溪五磊寺受具足戒。后回观宗学社受业，学习天台教观。此时的显荫年仅十七岁，为所有学僧中最年轻者。
　　一九二○年，显荫从观宗学社毕业，仍留在社中研究经藏。两年后，显荫到上海就任「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一九二三年秋，显荫东渡日本求学，成为民国初期第二批东渡学密的僧人。是年冬，显荫即上高野山学密，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研究密教，学习密法仪轨，受灌顶法，佩法身佛心印。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致力于中日佛教文化沟通。显荫尝草订〈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意欲促进在日华侨对祖国佛教文化的认同，以传播中国佛教文化。
　　一九二四年，太虚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显荫在日本鼓吹、联络，促成日本佛教界、学术界组团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通过与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使显荫对于日本佛教布化的政治性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为此，他曾提醒太虚说：
我中华佛教徒组织佛教联合会，对内对外皆为必要之图。良以日本佛教徒。颇有对支那布教权获得之野心。我中华佛教徒，若无巩固之团体，互相联络研究，切实修行，诚恐无以御外侮，故亟宜劝告中华佛教徒，速速奋励振刷精神，以扬国光，以宏道化，实为主要之图。……[注8]　　对于日本佛教学术界，显荫评论指出：「皆含有外交政治气味，前木村博士等之来华演讲也，皆挟政府之命令（外交部及教育部）也。」[注9]既然如此，在中日佛教交往如何有效地防范日本佛教的文化侵略，至关重要者，莫过于全国佛教徒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光大中国佛教救世精神。
　　一九二五年，显荫在高野山完成学业后，回到上海。他回国时，曾受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由于显荫在日本高野山修学密教时，用功甚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忙于搜集佛学著述，竟自病倒。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了一段时间，后回上海治病。终以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七月十一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得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
　　显荫天才早逝，其一生如昙花一现，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佛学著作。如译作有：《真言宗纲要》[注10]，著作有《密教传灯之根本要义》、《日本之密教》、《妙法莲华经秘要记》、〈佛法救世之根本要义〉、〈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显密对辩章〉、〈（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序〉、〈新修大藏经序〉、〈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梵字源流考〉及《留东随笔》等。
　　显荫学通经藏，融会空有，兼摄禅教，文擅诗赋。显荫回国病逝后，日本高野山僧俗曾聚资建塔，为其回向菩提，获致鲜见之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