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一些蒙藏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开」，而某些东密追随者则称「俗形居中台，定妃为女形」，给佛教界的律仪修行制造了诸多混乱，并严重地损毁了佛教徒的社会形象。针对于此，太虚集中讨论了密宗混滥的现象，提出了深入东密、藏密而冶铸中密的建设性主张。太虚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下半年相继刊出了〈今佛教中男女僧俗显密问题〉、〈论即身成佛〉、〈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等文章，不仅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密宗的历史演变及其复兴的动机和复杂的现实背景，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冶铸中密论」的思想主张。
　　太虚首先对密法修持中最具影响的「即身成佛论」展开了基于显教问题的辨析。他早在一九二○年回应王弘愿与印光法师就《法华经》中龙女成佛问题的讨论中，就明确提出，大乘佛法修行中的「成佛论」，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可以成佛义，二是现成是佛义，三是本体同佛义。其中，「可以成佛义」，从时间性上说，又包括「顿即不久可以成佛」和「将来终久可以成佛」二种涵意。从一切众生皆当成佛的佛意上讲，女身成佛不应成为论辩的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密法「即身成佛论」庸俗化所导致的「狂密」倾向，及其对原有佛法修证规范的冲击，以及居士登坛说法的正当性问题。因此，太虚参与「即身成佛」为标榜的密法修持，将对佛教弘法形成潜在危险。
　　在庐山大林寺的讲论〈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太虚指出，唐代开元三大士（不空、善无畏、金刚智）入华弘密，一时普受崇信，密法修持如日中天、江河行地，影响广泛，但不久即遭遇唐武宗灭佛的「法难」事件而一蹶不振，「唐密」自此潜踪隐迹，湮没至今。元代虽有密教传法，却已一改唐密面目而成蒙藏红教之一支，其所传布的密法既滥且杂，以讹传讹，益显其弊，洪武时竟遭禁传，促使宗喀巴大师重整戒律，改为黄教。作为开元法统的「唐密」，虽成中华绝学，却得以传嗣东瀛，并经由与日本本土的神道习俗融和而衍成「东密」。在逊清之际，渐为国人所转介。特别是日本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利用〈二十一条〉胁迫中国开教的不平等权利，贩运「东密」以逞其谋，迎合国人因唐密失传而意欲重兴的要求，竟使「东密」一时间传布于大江南北。
　　太虚着重辨析了密法复兴的隐患。他敏锐地指出，目前的国内佛教修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密教近乎狂热的心态，懵然求学，动机混杂，有的妄冀「即身成佛」、「现世成佛」，有的出于好奇心而追求禳灾祈福的效验，有的纯粹是盲从附和，有的则是专务于名利恭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致使传法者乘虚而入，违法乱制，行外道魔道。而一些蒙藏喇嘛入汉地传密，则更是形服同俗，酒肉公开，称杀生即是解脱，全然蔑视汉僧佛仪，引发了佛教信仰的普遍失范，「密法之真制未窥，妙果未获，而佛制祖规之尊严扫地，遗害人心，深堪危惧」[注35]！
　　太虚把密法混滥的佛教原因，归结为中国禅律教风的败坏。他说，中国禅宗向来提倡「结茅便可安身立道，不立文字，顿悟自能契佛心印，脱经律之羁绊，尚朴实而实话」；而净土宗则推崇「一句弥陀，念念诵持，乃至一心不乱，临终往生净域」；其它诸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各有所阐、自有其宗。但数百年来，却渐趋混合：律建基，讲求解，禅净趣行，成「一道同风之概」[注36]。这种禅讲律净诸宗混融的修学环境，现在由于密法的混滥盛行，却「顿陷于极混乱之状态，渐有弁髦戒行、土苴净业之危险！向称佛剎精华、祖归森严之江浙，今亦染斯颓风，方兴未艾！其它若湖南、粤东，更不待言矣」[注37]！　　为了化解密法盛行对传统佛法修行的冲击，太虚重新提出自己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融会东密、藏密以治铸中密的理论设想。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是「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二是密宗寺院当为一道区仅设一座的限制。太虚指出，显密具体行法虽各有所异，但在佛理、律仪上却是同归一致。所谓显教，即是依据于佛说经教而彰明佛理、教义；而所谓密教，则依据于修证成佛的理想果德以轨范修学的观行。显密在教理同出于大乘佛法经教，如密教中的「胎藏界」，其教理以般若性空为基础；而「金刚界」，其教理则以唯识观为根据。由教理而进达行果，这是佛教修证的正当规范，决不能未明教理而盲修瞎炼，更不可舍弃正当轨律而恣意妄行。如果不能正视教理与行持的规范问题，现在的密教，就难免重蹈元代密教的覆辙。因此，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就是效法宗喀巴大师，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究学东密、藏密而同化成为一种适应时代修学根机和环境的「中华密宗」，实现与中华佛教各宗一同协调兴盛的理想目标。
　　在〈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显密问题〉，太虚指出，僧制不严的日本传密之僧，利用在中国最先传教的不平等权利，只想获得名利恭敬，将佛教中比丘众主教传法的名位，肆意授给在家男女，名曰「俗形居中台」、「定妃为女形」，全违佛法律仪的行为准则。男女僧俗、僧俗男女搅成一团，曰「密教」；男女僧俗、僧俗男女律仪七众者，为「显教」。这种混乱现象，如果听任泛滥，必将严重削损中华佛教的社会形象。此类密宗修法昌盛之时，正是中华佛法败坏之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太虚告诫说，根据佛典，密教原是佛为摄化魔众而入魔的教法，以显教佛经轨其心识，以佛律（七众律仪）以范其身行，所以才能化魔入佛、即魔成佛。因此，佛教密法不可思议的功用，同样表明了显教理观与律行的作用。如果修习密法者，排斥显教性相教理，弃毁僧俗律仪，那么不仅不能以佛化魔，而且反以魔障佛，背道而驰。太虚严正指出，「密依显理显律，则转成佛；密离显理显律，则还为魔」[注38]。习密者全然斥除传统佛法中的性相教理，破毁佛教固有的僧俗律仪，使现实修行中的显密问题，不再是教法修持的显密判分，而是演变为「非以佛化魔，反以魔障佛」的佛魔之辩，非但不能成就密法修习者所向往的「即身成佛」，倒成为「即身成魔」。如此僧俗混滥的坏法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针对于此，太虚点出了密教的真正出路，在于依显教之理、行显教之律而转成佛，否则离显教之理、背显教之律则成魔法。从修密的流习到「魔强法弱」的现世表现，从显密之论而一变为佛魔之辩，这种认识的深化，表明民国佛教界对显密关系的认识，开始转入佛教传统修持范式的考虑。而太虚则在此一转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