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新佛教运动的巨擘，名僧太虚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推介密宗修法，其出发点主要是出于佛教八宗平等、共生共兴的一体化立场，视密教复兴为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太虚受请赴北京参加「辛酉讲经会」宣讲《法华经》期间，适逢日本东密老宿觉随来北京，劝说他赴日承受密法修持，太虚表示婉拒。但其弟子大勇则欣然愿往。基于中日佛教界交往的良愿初衷，正当东密在中土方兴未艾之际，太虚曾撰文以「绝学重光」对「密教复兴」的情形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他说：
全国缁素既知密教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伙，先则奥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注5]　　当其时也，既有来自日本高野山的密教僧人觉随等人来华弘密，更有诸多中土显教青年佛僧东渡学密。日本真言密教自南而北、自东而西，一度呈现出繁兴景象。而汉地显教佛僧向往学密，直接促成了东渡日本的学密潮流，并波及浙江佛教界。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曾在杭州就读于华严大学的持松法师，会同太虚弟子释大勇，一同东渡日本修学密教。此举一开，不仅导致许多青年学僧竞相效仿，而且还在客观上更刺激了日本真言宗僧来华传密。一九二四年七月，高野山东密师尊权田雷斧亲自来华灌顶传授密法，广东王弘愿以白衣居士的身分，在不可思议的短短十二天中就获东密师尊阿阇黎的资格，此举又开现代白衣灌顶传法之先河，直接引发了日后民国佛教界的轩然大波，竟至成为著名的「王弘愿风波」或「王弘愿事件」[注6]。至此，日本真言密教自清季末年渐入汉地佛教修学者的视野，却在民国初期，竟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结合二十世纪初叶，日本布教中国的「治外法权」，这种情形，无疑必将引起中国有识之僧对日本佛教渗透的警觉，及其对中国佛教本位的冲击，更不必说白衣登坛传法对丛林修行规范的冲击性影响。
　　正当东密在长江以南诸省方兴未艾之际，中国本土的藏传密教亦在民国十二、三年间传入内地。一时间，东西密法共同影响汉地佛教。民国初期，先有东密的传介，后有藏密的传播，二者在时间上有交叉处。但影响的方式方法，却有所不同。简单地说，东密的传弘与修学，表现出较为自主而自发，主要属于汉地显教佛僧的个体行为；而藏密的弘传，则表现为准官方的形式，通过举办诸如「金光明法会」、「时轮金刚法会」等藏密法会而展开。
　　综合而言，民国初期密宗佛教在浙江的弘传，区域上有着甚强的局限性，当时仅局于杭州、嘉兴等地，其它地区则鲜闻较具影响的弘密事件；就东密与藏密传法浙江的先后来说，东密的弘传稍先于藏密，而且东密之于佛教修学的影响力亦应该说大于藏密；从密宗类型来说，则以东密传法为重点内容；从时间上来说，则主要集中于二○年代至三○年代。
　　具体而言，民国初期密宗佛教在浙江的传法活动，又可更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译介、流传东密著述，引发了二○年代初日本东密的传入与弘传。在此期间，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月刊曾刊出了《密宗专号》，引发了佛教僧人发心弘密的兴趣选择。此后，持松、大勇、显荫等人先后发心东渡日本求学东密，大勇、持松等人学成回国后，都曾在杭州展开弘扬东密的传法灌顶活动，使东密行法率先影响浙江佛教的丛林修学及民众的佛法修持秩序。
　　稍后的第二个时期，即在民国十三、四年间，则因班禅、白普仁、多杰尊者集于北京弘扬藏密，声势浩大。不二年，其影响波及江南，浙江地区遂有藏密之传扬。在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东密与藏宗同时并传，即便初以弘传东密的大勇，亦改学藏密，密宗之学为之改向。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后，出于现实的政局及民族关系的考虑，东密日衰，藏密则益兴。此后的三○年代，浙江杭州都不时地出现民间化的藏密灌顶、传法活动。
　　无论是来自东邻日本的「东密」，抑或是来自西藏的「藏密」，民国初期在浙江弘法活动，虽然地域性明显、真正转向密宗修持的学佛实际人数并不多，影响面似乎相当有限，但密宗修持的勃兴一时，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汉传佛教系统而言，无论是对佛教的弘化取向，还是对佛教的修持方法自身，无不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客观上促使佛教界对传统的义理与修持作出回应。下面，首先介绍持松与显荫弘唱东密的基本情况。
　　三、弘学东密两英才：持松与显荫
　　曾就读于杭州「华严大学」的释持松和宁波「观宗学社」的释显荫，分别于二○年代初转赴日本修学「东密」。一从华严，一从天台，持松和显荫都是由显入密的佛教僧人，成为浙江僧人转学东密的两大英才，这可视为是浙江转修密法的直接效应。持松和显荫以汉僧身分赴日本修学东密，其行为选择本身，可说是受民国初期密宗勃兴的直接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太虚主持的《海潮音》舆论推动的结果。
　　持松（一八九四－一九七二），俗姓张，法名密林，原籍湖北荆门。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父母亡故后，他于一九一一年投荆州铁牛寺出家。两年后，又到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在寺中闻《楞严经》，未达经义。翌年，适闻上海在「中华佛教华严大学」之设，遂入月霞法师（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创办的「华严大学」预科班，修习贤首教义。后随华严大学迁居杭州海潮寺，持松随校修习，得以毕业。正当持松潜心于贤首教义修学时，得闻日本盛行密法，遂于一九二二年冬，与太虚弟子释大勇结伴东渡学密，成为民国初期第一批东渡学密的显教佛僧。
　　持松至日本高野山真言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获第六十三世阿阇黎位[注7]。一九二三年，持松学成归国，最初意在上海传化。不久，因持松在华严大学的法侣惠宗法师正住持杭州昭庆寺（普提寺），所以持松归国后，决定先到杭州弘密。他选择普提寺作为传法灌顶的弘法道场，开坛传密，从之习咒印密法者，多达百余人，盛行一时。持松在菩提昭庆寺的开坛传藏，这是民国以来，杭州第一次正式开坛灌顶，传授东密修法，开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修学东密风气之先，影响较大。但杭州最终未成为修学东密的中心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