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九世班禅的时轮法会活动，政治的意味远多于密宗传法的宗教意味。从当时国民政府处理蒙藏关系的政治立场上看，公开传扬九世班禅的弘法活动，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决非纯粹出于宗教传法的考虑。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太虚法师随喜赴会，并接受黄教灌顶，同样多少有着政治的蕴意。这一点，只要比较当时佛教界对法会形式的态度，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时教内人士多以为法会护国实为祸国，生起许多疑诤。对于藏传佛教成为政局关系的一个构成及其影响，在此不妄作评论。但九世班禅的时轮法会，却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会通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这就是在「即身成佛」与「见性成佛」之间的共通性。在汉传佛教中，最与藏传密教相近的，正是最具中国化特色的禅宗修证法门。而这正是曾任杭州灵隐寺住持达十年之久的慧明法师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立场。下文将结合浙江显教僧对密教的反应，着重阐明这种显密会通的显教立场。
　　稍早于时轮金刚法会风行汉地之前，则有江南诸省启建的「金光明法会」。一九二五年六月，白普仁尊者先率喇嘛二十八人南下上海，在简氏南园，举行「金光明法会」二十一天。随后，他就来到杭州，另行「金光明法会」二十一天，大传金光明经大白伞盖法，灌顶者达三百余人，受法者八十一人。
　　一九二六年，由于身为北洋政府「执政」的段祺瑞，礼请白普仁集一百零八名喇嘛在雍和宫修金光明法以护国，各地闻风而动，争相效仿。浙江泸汉诸地纷纷启建藏密传统的「金光明法会」，白普仁喇嘛再次南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合发起金光明法会，并在南京设立了筹备处。时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资助下发出通告称：「本岁（一九二六）联帅在浙，迎请白尊者建设金光明会，未几东南战起，敌军望风而靡。苏皖底定，未始非金光明威神之力所加被也。兹幸白尊者法驾重来，复在杭建金光明会四十九日。通令全省各县，于启建大会及圆满时，各禁屠三日……。」[注17]意图把现实战乱与密教法力结合起来。对于把民生安宁寄托于藏密的法事，太虚等显教僧人则深不以为然。为此，正在杭州佛学会讲经的太虚，曾专门致书孙传芳，认为时下所行的「禳灾、祈福、拜像、讽经」之类的旧佛化活动，决非行王道之治，而恰恰是应加以破除的「习俗之迷着」[注18]。
　　当时，既有官方组织下出于现实政治目的而规模宏大的藏密「法会」活动，亦在范围较小、佛教界兴办的「法会」类型。如在著名佛学家范古农的多方集资、联络下，嘉兴佛教界于是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延请白普仁尊者，假精严寺启建金光明法会，「以冀驱除螟害」，参加法会者逾数百人。法会期间，告谕全县禁止屠宰四天，甚至不许捕捉鱼虾等。嘉兴成为民国初期除杭州外唯一启建金光明法会的地区。但法会的启建，同时也使社会各界风传白喇嘛举办的法会「费用过巨，舆论上颇多非议」，使人们认识到藏密法会活动的社会负面影响。
　　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之际，正是人心最需要宗教的时候，特别是重视神通显示的秘密佛教，更是容易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密教一度在杭州对于藏密，民国初期的佛教界内部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流言。例如，在三○年代，传说某位喇嘛能入定出定，并在定中为人灌顶，学藏密者每每趋之若骛。杭州有一刘姓居士请此喇嘛传法，光供养费就高达数千元。至于学百尊法，喇嘛最初索价每尊十元、外绸缎一大方，后减至八元，最后降至六元。以后每日传一尊法，非六元不可，绸缎则不计其数。又以长寿法与剑法二种，号称为藏密之至秘，该居士好奇心重，不惜献重金以求得。传闻中喇嘛贪心颇重，以传法因缘，获得了不少财物。[注19]　　宗教信仰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的程度。一九二七年前的民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普遍向往和平与安宁。藏密「活佛」甫一以祈向和平相号召，朝野名流纷纷响应，一时藏密成为实现普世和平的根本法门。北伐战争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对藏密法会的世俗热情逐渐让位于民族政治的现实考虑。太虚正是顺应这一现实导向的民族立场，转向关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维护民族团结，如重庆的汉藏教理院的创办，以及他对班禅、喇嘛的态度，皆可说更多的是基于民族政治的现实立场。
　　但普通的学佛者则不然。尽管对于密教的盛行，大部分佛门中人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态度。如当时就曾有不少僧人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指出，民众信从密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炫惑于密教中「即身成佛」之说，期望速证解脱。有人从佛教根本的因果信仰，直接怀疑现实国难与经咒修法之间的因果关联性，质疑此类虚耗资财的宗教法会活动。考虑至修持密法所需要的广大的经济支出，我们可以想见，普通信众修学密法殊非易事，这也决定了密法的传扬极具障碍性，仅局限于极少数狂热而有相当经济实力者。一般对密法的修持，仅为满足好奇心理而已。这种态度甚具代表性，但对此应加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
　　普通佛教信众之所以响应密教法事活动，其动机却不一而足。或出于好奇心而盲从附和；还有些人则以秘密法门谋求生活出路，而转归信从密法，获得某种现世的福报。而政客们则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从中促成。尽管信学密法的动机如此不一，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时值国乱之际，以密法的种种超现实的灵感经验（灵验），迎合了普通信众希冀以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干预现实社会，获致宗教性的心理慰藉与信仰满足。这是东西密法从二○年代中期到三○年代中期约十年时间中大行其道的重要性社会基础和心理条件。这大概也是当时社会各界普信密法的社会原因。
　　反观汉地佛法修持，由于缺乏普遍的持久修持而获实证的经验，使佛教信仰逐渐动摇，由信转疑，由疑而生谤毁，从而使佛教传统修证，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东西密法的先后传扬，直接对浙江佛教界固守的传统修持范式提出了教理阐释与修持方法的冲击，这不能不引起了显教僧人对密宗教理、修持及其影响的极大重视，急须从汉传显教的传统立场，对密宗佛教的义理、修持等，作出义理与实修上的回应。下面，就浙江佛教名僧对密教的一些代表性见解，以此表明对密教修持的基本立场或态度。　　五、舍密归净与禅密会通：显密关系之论
　　上已表明，自一九二○年代初，南方王弘愿居士的弘传东密之风，曾借《海潮音》月刊的媒介开始波及浙江；特别是二○年代中期，大勇、持松等人先后在杭州开坛弘传东密，而藏密活佛白普仁喇嘛和九世班禅又先后于杭州启建「金光明法会」和「时轮金刚法会」，东、藏两密修法，一度在杭州地区的佛法修学者中，引发轰动。这种表面上的一时轰动，其现实影响力及对于禅净台诸显教法门形成的冲击力，虽说都相当有限，且仅局于杭州、嘉兴等少数地区，但密教修法繁兴现象及其潜在的冲击力，却着实引起了浙江显教僧人对密教弘传以禅净为主体的汉传佛教影响的密切关注。许多显教尊宿，都在不同场合对密宗修学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与见解。本节即着眼于此，以探求民国初期显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