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真言密法，显荫以为，唯有通过「口诵真言，手作契印，心观阿理，身、口、意三业相应」，才能获得法身如来的「三密加持」，收「即身成佛」之速效。从历史上看，印度是密宗的发源地，中国仅为其过渡之地，而日本则集大成者。中国密教之所以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畏烦就简，而密法却「教理博洽，事相繁密，其修证之途径，有严整之规定，非可杂越。」[注11]尽管如此，中华佛法有盛弘「立地成佛」的禅宗，更有倡导「圆顿一乘」的天台、华严，所有这些显教修为，无疑是充满大乘根性的表现。因此，显荫对同归大乘的密法必将兴隆于中国深信不疑。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密法将振兴于中国佛教界，显荫还从显密两教的义理关联，加以简要的论述。他指出，真言密法「六大无碍，即身成佛之妙旨，实由天台之一念三千，华严之事事无碍，演而达最妙之程度。三千妙谛、事事无碍之义愈明，则六大缘起、即身成佛之旨亦愈显。即身成佛之旨愈明，则事事无碍之理亦愈彰。相因相成，其妙趣有难以尽宣者」[注12]。既然显密同为大乘正法，且有着如此「相因相成」的互动关联，那么对于显教正法的如理解行，配之以密法修持，定能成相得益彰之效，自无可疑。
　　因显荫过早夭逝，真正在浙江展开东密传法，唯留持松。从持松、显荫两位显教才俊东渡学密而短时即可成就的个例，给人一个印象，即似乎传学密法，远较参学显教来得容易，更能速成证达法身之效。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使东密的弘传，在二○年代中期堪称繁盛一时。当然，东密「繁盛」的持续时间并不长。此后未久，发心习密的汉地显教佛僧，即纷纷由东密转向藏密。从太虚弟子大勇由东密改学藏密的典型选择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密宗」倾向的多数学僧，对东密仍或多或少地持有保留态度。而从人数上说，学藏密者更是远多于从学东密者。
　　应该指出的是，从持松、显荫等人致力于弘传东密而专注于显密会通的义理阐述而论，密宗虽以「密印加持」相号召，但仍以经藏言说为根本，其经藏依据主要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这是源于唐密的一大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密教之「密」，属佛说之密意，而非为自心之密意。另外，东密强调密法修持的亲传性，亦有似于以心传心的宗门直传。当时中国佛教界对密宗义理与显教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于东密教理与中国佛教诸宗派，特别是天台、华严和禅宗之间的关系探讨。但对东密与藏密的异同关系、对密宗义理的历史发展等问题，皆未提到讨论的议程。即使对于日本会通天台、密法的台密修持，亦鲜有人能够留心并完整地加以译介。我们仅透过太虚《论即身成佛》等论，稍可瞥见些许天台与密宗度理会通的意图。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从张曼涛选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有关密宗义理与历史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佛教界对密宗的关注与探讨，仍以这段时间的著述为精到[注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佛教界有关密宗研究所处的学术水平。
　　四、藏密在浙江的弘传及其影响
　　上已提及，正当东密在长江以南诸省方兴未艾之际，中国本土的藏传密教亦开始传入内地。
　　二○年代，民国西藏密教对浙江佛教界影响较大的三位「活佛」，一是白普仁喇嘛，二是格西多杰觉拔，三是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其中影响较大者，当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和白普仁喇嘛。
　　白普仁（一八七○－一九二七），名光法，字普仁，热河蒙古人，常住北京雍和宫，人皆称为「白喇嘛」。他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一八八三－一九三七），皆属黄教（格鲁派）[注14]。二○年代中期，白普仁喇嘛和九世班禅，曾几乎同时到杭州传扬蒙藏密宗。
　　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班禅失和，九世班禅自一九二三年被迫离开西藏，开始游化汉地。此后，九世班禅曾至少三次到过浙江，第一次到普陀为主，但三次都到过杭州。
　　班禅第一次浙江之行，时间为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四月十日至十六日。九世班禅一行朝拜普陀山，尝撰〈礼观音〉一文，勒石刻于回澜亭。班禅的普陀之行，仅为一般性的游历，并未专为弘密之行。
　　班禅的第二次浙江之行为同年四月三十日。九世班禅自泸来杭州弘法，浙江省行政要员孙传芳、夏超等人，亲自到杭州城站迎接，黄绫彩牌，军警夹道，并假平海路省教育会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各界代表及来客一千余人，由于政府行为的介入，班禅此番杭州之行，引起社会各界的较大轰动。九世班禅身为黄教宗主，戒律谨严，专修密法，加上国民政府的支持，一时之间成为传入内地藏传密教的尊崇代表。
　　一九三二年，由密藏院发起，率先在北京雍和宫太和殿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常惺法师专门为此发布了一篇题为〈时轮法会劝发起文〉，为之鼓吹。文称，内地逢年天灾人祸，聚积无数怨气，故议请班禅主持，以时轮法会超度禳解，为死者超荐、生者祈福，为一切有情种下往生香拔拉国（藏密佛教中的理想净土）的因缘。班禅接获邀请，慨然答允。班禅认为，国家安危、人民苦乐乃至政局稳固之间，存在必然的互动关联，三者不仅归系于佛法的隆替，而且还强调藏传密法有着秘密加持的非凡他力，效用将更为宏大和殊胜。
　　基于上述考虑，班禅此后的几年时间，频繁出席各地启建的时轮金刚法会。一时之间，江南各地出现了纷纷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的情形。一九三三年，戴季陶邀请九世班禅在南京宝华山修建护国济民弘法利生的药师七佛法会。次年，由一直鼓吹「经咒救国」的戴季陶，再次会合上海名流汤铸新、陈元白及居士王一亭等人，共同发起启建泸浙两地「时轮金刚法会」。四月二十六日，九世班禅第三次来杭。二天后，于灵隐寺启建规模宏大的「时轮金刚法会」。
　　时轮金刚，为西藏黄教密宗无上瑜伽五大金刚密法之一，对于设坛、供养、灌顶、诵咒等修持仪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严格规定[注15]。而身为黄教宗主的九世班禅，亲自主持法会，更是引起了浙江佛教界对密法修持的兴趣。时在慈溪雪窦寺的太虚法师亦莅临法会。此前数年，太虚因改组中国佛教会等组织事宜，曾与班禅晤谈多次，彼此相知渐深。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时，太虚亦从宁波赶往杭州，参加法会活动，并随喜从九世班禅受金刚阿阇黎灌顶，执弟子礼。而班禅则赞誉太虚「为汉地弘扬佛法第一人」[注16]。太虚礼敬班禅之举，无疑助长了佛教界对藏密修法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