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明弘禅密兼修之心宗，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禅摄密，以密护禅。亦即以心摄心，以心护心。……禅也密也，其名虽二，其实则一。惟禅密两宗，一则重悟，一则重修，禅密兼修，即应修悟并重。[注45]　　据此所见，慧明所倡导的「禅密兼修」，具体涵义应是「禅体密用」，这是归宗于心性法门（「心宗」）的立论；而在修证工夫论上，则主张禅悟与密修并重。
　　最后，慧明得出结论说，禅密兼修，最根本的事情就是必须回复到佛教的根本悲愿，以救世度生为心愿。决非满足于执着于我相与法相，「以佛心为自心，本尊是我，我即本尊，能发如此大心，自与诸佛菩萨以及本尊心心相应，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曰心宗」[注46]。
　　综合而论，慧明禅密兼修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体现于禅密修持在工夫论上具有共通性。尽管从表面上看，密教修持更多地需要坛场的仪轨，即注重于「相修」或「相教」，而禅宗修证法门则为自心修证法门，不执于事相修行。但慧明却以为，从工夫论加以考虑，禅宗参话头与密教持咒，二者都有破除邪知邪见的实际功效，如能久参久持，皆自可悟道，可谓殊途而同致。
　　具体而言，禅密兼修，实有假修与真修之分。所谓假修，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处处在假我之身相上修行，不在真我之心地上用功；其二，离心外求，作种种不相应修行；其三，打坐时，身坐而心不坐；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据此可见，所谓种种假修持的偏失之处，大致可以归结为身修而心不修、外修而内不修、口持而心不持等三种类型。
　　那么，禅密兼修之真修又为何指？慧明认为，禅密兼修之真修，必须回归到惠能南宗禅顿悟法门，以《坛经》为指归，及「以心地无非为戒本，以利他无我为正行」。因此，禅密真修，就是真实地修行大乘菩萨道。具体言之，真修禅密，就是「一切时中，一切处所，对一切事物，不着相，亦不离相，在上座时，身心俱坐；持咒时，心口同持；身心打成一片，且本『利他无我』之旨，发大慈大悲之心，起弘生利法之行，苦口婆心，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己更须心行不二，始终如一，乃为真修」[注47]。
　　唯有在禅密圆融真修的基础上，才能使「禅密兼修」真正成为佛教修持的「无上法门」。慧明强调指出：「禅是诸佛心传，密是诸佛心印，禅密兼修，确是无上法门。」[注48]又说：「禅宗见性成佛，密法即凡成圣，皆是无上法门。」[注49]在真修实证中，禅宗的「见性成佛」与密法的「即身成佛」，必将等行而同归。慧明将密宗的「即身成佛」改称为「即凡成佛」，也许意在阐述密法修行，同样需要即世间凡行而成就出世佛行，这才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真正密意之所在。正是即世间万行而成就佛行的意义上，才能真正无碍地实现禅密兼修的亲证圣境。因此，慧明反复强调，禅密兼修的佛法根基，不在别的，正是「菩提慈悲之心念，为禅密兼修之根本。」[注50]　　作为禅修有得的一代禅匠，慧明还基于自己的实修体验，阐述了禅密兼修的具体相关之处，并告诫密法修持者与禅修者一样，必须经过心性修为的真切磨练，即破妄、显真的臻达真妄不二之境。这三个修持阶段，在禅修工夫体系中，分别表达为「透三关」，即初关、重关和牢关。慧明指出，宗门禅修工夫中的「参话头」，与密教修持工夫中的「真言咒」，虽有自力与他力的不同，然由于自他不二，其工夫极致，终同归于通过参究话头与持真言咒，以此锁住一切妄念，达到心佛一如的体证境地。正如禅修全透三关者，极难达成，持密咒而证心佛一如，同样殊难之至。因此，主密法修持者，不可心存「立等可取」的非分之念。
　　综上所述，慧明所倡导「禅密兼修而归于心宗」的「禅密会通论」，既不同于持松、显荫等东度习密者以华严、天台等显教立场的「显密会通论」，亦稍别于太虚基于诸宗并兴、着眼于佛教整体振兴的「摄密归禅」论及「冶铸中密」论。特别是慧明以禅修有得者的亲证体认，视禅密兼修而归于佛意心宗，充分自觉到对佛法实修效验的根本回归，从而较充分地解答了密法修持对汉地佛教修持有效性的现实冲击，加之慧明对于禅密兼修的教理、修证、归趣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释，不仅基于中国佛教修证传统对密法修持提出了全面响应，而且还对后世如何处理密法修持与传统修证方法的关系问题，同样富有启迪意义。
　　综观上述民国初期，以印光、太虚、慧明三位浙江佛僧对于显密关系的代表性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贯穿的是一种以中国社会为本位、特别是以佛法为本位的思考立场。坚持以中国社会为本位，可以主动响应于密法流行的民族立场，无论是对于藏密还是东密，都不至于令世俗社会对佛法修持产生过多的误解。这对民国佛教弘化的整体形象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现实法益。而以佛法为本位，无论是「舍密归净」还是「摄密归禅」或「禅密兼修」，都充分关注佛法弘化契理契机的普遍有效性，通过即凡成佛、即世间行而成就出世佛行的佛教见地，既化解密教修行的世俗误解，又能契合于佛陀教化世间的大乘意旨。因此，透过民初时期浙江佛教界对显密关系的历史总结，对于今日的佛教修行仍然有着可以想见的现实启示。
　　六、小结
　　通过对民国初期浙江密教活动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民国初期的浙江，与武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比较，非为密教流传的中心区域，但由于太虚在杭州净梵寺编刊《海潮音》月刊的持续宣传，直接促成了持松、显荫等浙地修学佛僧东渡学密，致使二○年代中期江南诸地东密或藏密都有较为频繁的弘传活动。鉴于民国浙江佛法相对兴盛，密宗的弘传，促使显教僧人对密教修持方法及其显教修持的冲击效应，特别表示关注，从而民国初期的显密论辩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民国初期的浙江，无论东密还是藏密，其弘化活动的区域，主要局限于杭州、嘉兴等交通便利之处，在浙江的影响范围有限，涉及人数不多，但对佛教有识之士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浙江显教僧人对显密会通问题的响应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二种观点，即以印光为代表的「舍密归净」论，以太虚和慧明为代表的「摄密归禅论」与「禅密会通论」。这些显密关系论，贯穿着以中国社会为本位及以佛法为本位的思考立场，着眼于佛教弘化契理契机的普遍有效性，通过对密法修持的全面反思，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