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韦伯的比较采用了同样的现代化视角，但由于方法不够精密，结论也就不大一样。不妨承认16世纪后基督教文化曾领先，但15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同样也曾遥遥领先于德国文化，从这里并不能得出哪一方文化本质上更优越的结论。从上述描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就一些宗教文化基本范畴与因素而言，东西方的相通之外远远超过相异之处。即使相异因素，也不是由于类似基因在对方文化范畴中根本不存在，而是因其发展在特定环境中受到了压抑。东西方文化之所以相通，在古代是由于在农业社会中人类外境与面临的问题相似。在近代，则由于东方民族的大多数正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他们也会遭遇西方曾经历的困境，故即使不知道西方的做法，他们提出的对策也会有相类之外。当然，如能依据自身的需要有所区别地彼此借鉴，那就更好了。如果说，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交通的阻隔，古代东西方文化往往不谋而合地各自独立地并行发展，那么，随着交通便利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与沟通，近现代东西方文化将发生越来越多的交叉，肩并肩地地推进人类文明。
　　后人的文化比较理当更精密，这也是韦伯的期待（《新教》17页）。我们也不否认韦伯的观察依据：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有着清晰可见的理性连续性；并不否认在东方，传统文化积淀与思维定势较多地拖累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理性尽管表现为多种形态，其本质是人类共有的排除和澄清内外干扰，独立自由地认识与思考的能力，并非是西方文化的专利。例如佛教的智慧就要求向内去除个人情欲、偏见的污染（我执），向外排除不良风俗习惯、种种世俗偏见甚至对佛教教义本身教条式理解的污染（法执），才能获得澄明的洞察宇宙人生一切的“大圆镜智”（注释：《伽摩罗经》：不要因随便听闻、因是风俗习惯、因宗教经典、因合乎逻辑、因合乎推理、因外表观察、因宗教体验、因有可能、因某人是老师就相信。这种理性的怀疑精神不比西方逊色。）当然这是理性的超越性的理想状态。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还有一种观点是承认东方理性，但西方理性先天优越。如东方以家庭为本位，属实用理性；西方以个人为本位，属工具理性等等。这类比较的缺陷一是不察理性的本质，二是没有把西方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同类现象进行类比，（参见包华石《东西绘画与个人主义》），不了解强调个人工具理性也是西方转入工商业社会才得以充分发展的趋向。其实，太虚解释人间佛教内涵的理性精神神正是体现东方理性延续性的近代形态，尽管以西方的标准衡量，这一“实用”向“工具”的转换还不彻底，但西方宗教改革不也经历了同样的过流吗？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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