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传( 附录 )(8)
时间：2007-10-09 10:03来源：佛教图书馆作者：邓子美 … 点击：
1949年·民国38年 1月6日，太虚灵骨入奉化雪窦寺塔，武汉、厦门、香港等地均分别建舍利塔以纪念。
附录2：太虚与马丁·路德——现代化视角下的中西宗教改革比较
邓子美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等系列著作，对东西方文化比较具有开创性能的贡献，然而其比较得出的结论偏颇甚多，不足奉为圭臬。文化比较是一种类比，应尊守类比推理的一切规则。其首要的前提为是否同类？否则就没有可比性。韦伯的局限就在他虽注意到了基督教新教盛行之时，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状态有着质的不同，但仍勉强地进行了比较。尽管他从发生论的角度探索资本主义何以产生与兴起的文化因子与东西文化交流还未充分发展之时就具有的广阔视野等至今对人们依然富有启发。
现代化视解下，以往东西文化比较刚展开时的难免粗糙的方法必须加以改进。既然讲现代化，就必须把握社会转型这一关节点。在彼国（地区）农牧文化与此国工商业文化这样不同质的文化间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在各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得出那一类传统比较能顺利转型也是很有意义的。可是韦伯并非如此，入世取向和天职观是韦伯强调的基督教文化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伦理之一，但他没有着眼于把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之时传统天主教普遍的与中国佛、道中同样存在的厌世出世倾向进行比较，得出它们之间对资本主义萌生与发展的阻碍作用孰轻孰重的结论，却反而把近代的新教伦理与中国、印度古代宗教伦理比较，（注释：韦伯对中国大乘佛教不够了解，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他断言：“佛教僧侣也行动，只不过他们的终极目的追求解脱，把这种行动从一贯的世俗的理性化过程中抽走了。”（《儒教与道教》31页）这只能概括小乘。他甚至说：“佛教（被中国）引进后已不再是印度早期佛教时期的救赎信仰，而是僧侣组织的巫术和秘传的实践”……“中国不仅没有任何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发魂之助（如牧师旨在帮助信徒的谈话）的作法，而且也没有任何‘教会或者说’的痕迹和任何宗教的生活监督手段。”（同上，277页）诸如此类极成问题的继言甚多，表明10世纪初年西方有关中国大乘佛教的第一手资料相当缺乏，其研究也相薄弱。这一情况直到1928年太虚出访欧美，向国外介绍中国大乘佛学后才有较大改变。韦伯关于中国佛教（事实上佛教自唐代开始就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也没有专著论述，仅在《儒教与道教》中附带涉及。其《印度与佛教》同样很少涉及中国佛教，而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别有类于天主教与原始基督教。）断言中国、印度等其他民族传统宗教伦理中缺乏新教伦理的核心——近代理性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以下简称《新教》），并避而不谈这种理性精神如何由于天主教传统中转换而来。其实就佛教而言，理智被称为“比量”或“末那识”与“阿耶赖识”。传统佛教也强调其对人的认识与行为起着统率作用，与亚里斯多德的理性哲学或天主教义至少不相上下。自然，这种理性缺乏近代进取精神。韦伯著作依据发源地，还把佛教归属印度而不属中国传统宗教。那么基督教派源出中东，基督教亦非宗教改革发源地德国的传统文化了？所以，是否属于民族传统文化应主要看该文化与民族生活容合的程度。从现代化视角看，在中国能够与西方新教相提并论，唯有“人间佛教”庶几近之。事实上，早在本世纪20年代，太虚就被认为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太虚（1890－1947）与马丁·路德（1483－1546）都极富宗教气质。太虚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的一个贫苦手工匠人家庭，自幼父亡母亲改嫁，由外祖抚养长大。作为孤儿，他幼年性格异常敏感内向，加上外祖母长年住在庵中，笃信佛道，还带他去普陀、九华等佛教名山朝礼进香，使他童年就对佛教产生了向往之情。1904年，他终于背着外祖母至苏州小九华寺出家，年仅15。路德生于德国巴伐里亚僻远的替林根一个矿工兼农民家庭，父母对小路德要求很严，加以那时的德国乡村与19世纪末的中国农村（但中国更偏重于祖无崇拜）一样，弥漫着古老的迷信与宗教神秘主义气息。乡民与路德的父母都虔信天主教，父母严厉的家教使路德要求上进，在那时的德国乡下，几乎有企盼的少年比较能肯定的出路就是信赖上帝。而天主教教义恰恰“形成了一种张力，蓄意叫人陷溺于恐惧与盼望之间，徘徊浮沉，不得超脱。”这使少年路德深深苦闷，变得“极端敏感”。（罗伦培登《改教无导马丁·路德传记》7、8页，以下简称《路德传》）由于当时人都相信，做一个修道士就可以叫原本有罪的人洁净，即使以后再犯错，也可获得上帝的特权恩宠。青年路德以为他一向的苦闷是生来就罪孽深重之故，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他不顾父母反对，于1505年7月入修道院当了一名修士。时年21周岁。由此可见，心灵的孤寂苦闷与性格的敏感内向是他们投向宗教寻求支撑慰藉的两大原因。
太虚与路德早年也都受到了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好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同辈僧人（修士）中的皎皎者。太虚虽然依人篱下，但他舅舅在私塾讲授儒家的《四书》以及《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旧时蒙读文字。靠着旁听，他粗通了文墨；加以自己的颖悟，竟一时被认为“小神童”。自然，儒家文化也潜在地对他产生了影响。后太虚以家境每况愈下而辍学，到镇上一家百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偷闲看了不少《聊斋志异》、《水浒传》之类的小说书，由此中国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在太虚思想上也有一点影响。出家以后，他又际逢了中国佛教界的众多名师，敬安、奘年、道阶、歧昌、了余等人都是当时一时之选，而众多名师可能亦因感受到佛教在传承方面的危机了吧，加上太虚既富宗教气质，又有文化基础，故对当时年仅15的太虚情有独钟，刻意栽培，使他在当时大多数了糊口出家又目不识丁的小沙弥中“矫然有鹤立鸡群之概”。（太虚《自传》，载《太虚大师全书》，下同不注）。在如此良好的氛围中，太虚通过听经、参禅、读藏，基本领会了中国传统佛教的禅、天台、华严以及法相的教义与修行方法，还两次开悟，获得了宗教体验。这些传统教理大多与社会转型的需要脱节，然而那时的太虚对传统教理却笃信不疑。中国佛教教义是相当庞杂而且多元的体系，这与儒家不同。儒学就其源头而言，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第大综合的结晶，即所谓“六艺”。但自汉武帝独尊儒学始，它就逐步形成了一元论体系，尽管也有发展并吸取了佛教的心性论等。但精致之极也往往就人僵化，很难适应清末以来急剧转变的社会，且不谈它曾沦为腐朽而保守的统治集团的工具。而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已力图吸取东方各民族文化养分，至盛唐它成为东方文化大综合的代表，因此传布几乎整个亚洲。由于佛教思想极为丰富而且多元，故如禅宗的开放入世品格、华严悲天悯人的菩萨行精神、法相严密系统的思辨等已经开始被清末进步思想界发掘推崇，并蕴含着较大的转型潜力。
上一篇：太虚大师传( 参考文献 ) 下一篇：太虚大师传(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