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寺、静安寺、灵严寺、灵感寺

南京道

感化寺、隆安寺、云居寺、佑惠寺、长兴寺、甘泉寺、开泰寺、广济寺、
悯忠寺、三泉寺、遵化寺、超化寺、行满寺、慧济寺、昊天寺、普济寺、
三学寺、乐田寺、奉褔寺、净觉寺、天开寺、兴国寺、玄心寺、宝胜寺、
圣利寺、永泰寺、正觉寺、法华寺、崇仁寺、大觉寺、招提寺、竹林寺、
瑞像寺、尉使臣寺

西京道

金河寺、华严寺、天王寺、刘銮寺

不详者

弘褔寺、海云寺、慈仁寺、香山寺、灵壁寺、佛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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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佛教寺院经济初探

空大人文学报第七期

从上表可知，辽代的佛教寺院在皇帝与贵族们支持下，积极地在各处兴建，因此分布于各京城腹心地区或一般州县。而且令我们注意的是，辽代有些寺院在建成之后，会特别请皇帝题名赐额，以助其盛。本来这种举措，在辽代是予以禁止的，例如辽圣宗时，「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圣宗）许赐额。〔室〕昉奏曰：『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上从之」。[15]但是至辽兴宗，「偶因巡幸事亦稽先太平间，赐号曰缙阳（寺名）」。[16]而至辽道宗时，有「寺既成，…上（道宗）用嘉之，勅赐曰静安寺」。[17]另外，秦越大长公主舍地建寺，道宗也「诏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道宗御书」。[18]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佛教寺院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在人们宗教信仰上的影响力，而且寺院的建立正是代表该一地区佛教寺院经济力量的形成，因此辽代寺院的增建遂造成寺院经济力量更加庞大。

三、辽代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

辽代佛教既然深受统治者的扶植，因此僧尼的社会地位崇高，即使是「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19]也拥有许多特权，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由沙门担任朝廷重要官员，参预政治。例如辽景宗保宁六年（九七四）十二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20]难怪《辽史》〈景宗本纪〉赞说：「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宠以侍中，不亦惑乎？」[21]至兴宗时，优礼非浊禅师，于「重熙八年（一0三九）冬，有诏赴阙，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一0四九），勅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属鼎驾上仙，驿征赴阙」：[22]「（十九年，一0五0）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23]计兴宗一朝「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