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佛教净法的缘起。因为缘起理法来自缘起实相，它就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众生解脱的必由之路，故可以说“见（缘起）法即见佛”。但佛还是担心众生仅仅视之为不切实际的理论（名言），为要他们奉行而常常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16]
　　此后，一代代佛弟子依佛所传教法修行，成道之后再依自己之经验和理解阐扬佛教，尽管阐扬方式有所不同，但无不在教理和意趣的统一中立论，由此便形成了既契理（佛教宗趣）又契机（适合不同众生）的源远流长的佛学。[17]
　　这样的佛学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特点：1、指向解脱的宗教性。这是说，任何一个佛学体系或思想都是以追求众生的解脱为归宿的，所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即指此而言。2、侧重理论阐明的智能性。佛学论宇宙实相，不依靠第一因，也不停留于单纯直观，而是借重理性论道来开显；佛学讨论人对此实相的迷与悟，同样是借重理性而从价值的进路来予以系统检讨。（佛学具备发达的逻辑理论--因明学，其来有自。）所以，佛学在面貌上又有类似哲学的一面。3、适应众生的随缘性。佛教的唯一目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接引众生悟入佛之知见，获得解脱，解脱无二，众生心性不一，接受教化的角度不同，能接受教化的水平亦深浅各异，为使所有众生都能得度（普度众生），就必须随缘设教，这样，佛学也就体现出不同的系统来（所谓“八万四千法门”）；4、相对于不同宗门对佛法究竟涅盘的不同理解而来的（教理上的）深浅、偏圆和权实性。流传于不同时空中的佛学系统，对当机众生而言都是究竟的解脱之道，但信受奉行任一系统的众生都存在着对其他系统在整个佛学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解和评价问题，于是便出现了基于某一佛学系统进行的“判教”活动，使佛学由之在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深浅、偏圆和权实的特性，如天台和贤首均称自宗为最契佛陀本怀的圆实教，其它宗则是深浅有差的偏权教。5、相对于时空的历史性。在不同时空中演进的佛学系统，还有文字、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这就是佛学的历史性。[18]
　　这样的佛学，古代佛学家曾从不同角度加以归纳。如从实际修行的次第讲，则是闻（教）、思（理）、修（行）、证（果）或信（教）、解（理）、行、证（果）的“四阶”，或戒（持守戒律）、定（进修禅定）、慧（显发智能）的“三学”；如从教法的义理结构讲，则为教（能诠的三藏文献）、宗（三藏文献所诠义理）、趣（义理的最后归宿）的“三分”（三个组成部分）或将教再分为三藏文献及其所存在的时空（历史），则成为史、教、宗、趣“四分”。[19]
　　我以为，所谓的佛学研究，首先就应当将佛学看成一个由史、教、宗、趣四部分互相关连而构成的纵贯的整体，而不能视为一堆可以任由宰割的毫无关联的现象。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欧阳竟无先生才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20]。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在其整体性中更加合理地理解和诠释其个别性，也才能够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
　　现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大流，其一是史学方法，其二是哲学方法，其三是经学方法。三种方法的理念、研究对象以及具体方法的运用各有侧重，其间又都可以作进一步分类。下面我就分别对者三种佛学研究方法之利弊进行初步反省。
　　三、史学式研究：文献学、历史学与思想史
　　以史学方法研究佛学一流之理念是将佛学视为可以从某侧面进行知性观察、分析和批判的知识，只要将历史中存在的佛学史实排比出来、贯通起来，就可以获得对于佛学的理解。因此，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唯重文献、考古与天野考察意义上的经验证据，其目的是求得一种实证意义上的真实。这种研究方法的性质和特点，日本佛学研究者樱部建有过独具手眼的论述，他在论及“近代佛教学”与“传统佛教学”的差异时说：
　　所谓资料的差异，是指过去的佛学研究，几乎只凭从印度翻译的汉译佛典和根据汉译佛典撰述的日本著作，把这些书当做佛教研究对象，而近代佛教研究则在此之外，还加上梵文、巴利文原典和藏文译本等等对日本人来说极新的文献；所谓方法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宗义”为目的的，各宗各派立场不一，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摆脱宗派性的制约，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以历史学、文献学、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意图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是从内在的、宗教的层面求信仰，追求普遍的真理，而近代佛教学则是从学术的、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21]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具体方法的运用和文献的拓展，因为这是任何一种立场的研究都可以灵活运用来为其目的服务的；其关键在于与传统佛学研究相较，这种从欧洲传入的佛学研究是“从学术的、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正是这一特征使现代的佛学研究得以与传统佛学研究区别开，樱部建亦因此称之为“近代佛教学”。
　　在现代中国佛学研究中，这种立场指导下的研究有文献学、历史学、思想史、佛教人类学、佛教社会学、佛教心理学等支流，但是，由于这些研究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且以佛教文献学、佛教历史学和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故我有理由仅就此几门简要讨论其有效性和限度。
　　（一）文献学的研究
　　所谓文献学的研究，就是以佛学文献为核心而展开的佛学研究。据吴汝钧先生所论，文献学研究的“一般工作项目是校订整理资料的原典，把它出版。将原典与其它的译本作一文字上的比较研究。据原典或译本将之翻译成现代语文。又加上详尽的注释，这注释的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举凡字义、文法、历史、思想、文学等等无不可包括在内。又可造一原典语文与译本语文的字汇对照。最后则是造一索引，俾便查考”。[22]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经学研究中的小学研究与此类似，都以文献的版本对勘、字义考训为核心。这种研究抱持的一个理念是：本文的含义只能从文字中求，文献的版本源流、异同与文献的字义的原初义及其流变弄清楚了，文献所传达的意义也就一目了然了。于是，解读文献、尤其是佛教原始语言的文献，追求原典语言的原初含义和这种含义的嬗变就成了主要甚至唯一的任务。
　　应当说，这种佛学研究对研究者素质的要求是极高的，它要求研究者通晓多种语言，包括巴利语、梵语这类既古老又极难通晓的佛典原始语言，其研究成果对人们增加佛学知识也有重要价值：一般人无法得见和阅读的原始文献（梵文和巴利文三藏，对西方人而言当然还有汉文三藏），经过他们的发掘、整理、翻译和注释而易于接触和理解；佛学中的名相，经过他们训诂和考释，其源流因而显豁；佛典版本的校勘亦使佛学典籍愈加精审；对文献成立时间、地点的研判，更使佛教三藏的一大问题逐渐走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