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捩
雪子孤独地漂泊上海,对叔同,是一种新愁。雪子扔在上海,无异于扔在日本。
他在世间活了三十年,除了五岁以前,在深广的院落里,度过襁褓岁月,余下二十五年,便活在女人与艺术之间。——雪子,是他最后一个——女人与艺术的总体。
过去,专为读书、写书、刻书而生活的日子,专为宣泄、孕育、制造情感的岁月,由于人生道路的突然转道,而不得不与之诀别。过去,二十五年间知识的吸收、情感的储藏,到上野归来,都变为一种母性植物的花粉;并准备向下一代的中国青年传播与禅递。
文学与艺术,现在只能算是生活的璎珞,而不能作为传道的工具。现在,雪子对于他,忽然间竟成为一种责任,可不是上野时代,模特儿的雪子了。
在人类开始觉醒的时候,生活便是责任。
天津的码头上,挤满了欢迎叔同的人群,他的哥哥文熙——当年严厉而寡情的嫡传嗣子,现在已是四十开外的忠厚长者,这位学医的哥哥携带着一家人,和叔同的眷属,李家的亲友,一道来迎接海外归来的弟弟。
生活的磨炼,使人心的棱角变为光滑可爱;以往的“创伤”,似乎也失去了回忆的分量。
文熙与叔同,这一双同父异母兄弟,互相间都有着谦疚的表情,好像过去都犯了一种不可原恕的罪责;但他们的内心,实际已经完全宽恕了。
如果,古老的中国,有互相拥抱的礼节,文熙一定要扑上去抱住他这位年轻多才多艺的弟弟亲吻——可是,事实不能这样露骨地表达兄弟的爱,正因为形式上不能表达以往欠缺的手足之情,所以文熙的内心,也就更加热爱着叔同。
这一群人,刚到家,文熙便把“工业专门学堂”的聘书,捧了出来。也许是由于文熙的至诚,与叔同的造诣,使这所学府为叔同开了一科“绘画”课程,十多年前,叔同的书画在天津已经出了名。但叔同在日本主修的,则是“西洋油画”,这在中国画界,则更为新鲜、稀奇。因为,中国画用的是“墨、烟、彩色”,画在纸上。西洋画,则以“油膏、木炭”,涂在幅度不同的布上,而且涂得血淋淋地,不成名堂,可是,一旦悬挂起来,则赫然成为一种活的野的神乎其神的东西。
——这种画经过画家用手、用油涂抹在画布上,正如他用血、用灵魂,赋予那块画布以活的生命。
因此,西洋画显得野性、冲动、突出。——这正如航海人的性格与牧马人的不羁。
从画的意境与理境去教育青年,这似乎决定了叔同这一生的路。艺术的路,没有时间与空间;其成就,犹如沧海之一粟到大千世界。——而叔同,将来的路,并不在北方。
无论如何,雪子使他把半颗心,已寄归江南。重要的,江南是新文化的摇篮。
一九一0年的秋天,叔同脱去留学生的洋服,换上了流行的教师服式;灰色长袍,黑呢马褂,布袜布鞋;上讲台,第一次为人师表。
面对台下眼睛会动、心里会想、嘴里会说的莘莘学子,他觉得,教师的肩膀,绝不可能同钱庄里的掌柜负荷相等。
站在讲台上的师表,不是戏台上的跑龙套角色;花脸与花旦,也不能表达师道的尊严;严格地说来,只有唱老生的胡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起心动念,都有尺寸,这种典型的人,才是真正的师表!
师表,不仅在外型上静如止水,在内心里,也应如老僧坐禅。若不能如此,便不能为人师,便不足为下一代楷模。
为人师表的感受,从踏上讲台起,便通过叔同的大脑;过去的生活,譬如死了;只有当下的生活,最真实,最有意义。
叔同,白天在工业学校上课,晚间与暇时在家里照他过去的习惯,写画、练琴、习字;但金石、诗词,则是偶尔试刀。
文熙现在依然照管家务,同时挂牌行医。没事儿的时候,则找叔同聊聊。兄弟间,兴致一来,总是小酌一番。
一九一一年的春假,叔同在家里闲着,正待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雪子。
这时刚巧,文熙从门外神色匆忙地回来了。
“啊,叔同!事情糟了!”文熙走进他们古老的书屋,嗒然若失地,倒在椅子里,呆呆地望着叔同。
“什么事,哥哥?”叔同站起来。
“天津的盐商通通垮了!”
“他们失败与我们何干呢?”
“我们失败也就在这里了,叔同!我们也是盐商哪!我们还是大盐贩子呢,我们经营的‘义善源钱庄’,全部投资于盐;它活活埋了我们五十万!五十万块银币!”
叔同一愕。他从没有想到做盐生意也会失败;而且为什么要失败?对于家庭经济,他通常是讳莫如深。义善源钱庄,有他们五十万银币被吞掉,这是他突然地听到;据他所知的,在天津、上海、北京都有他的资产,但这些资产的盈亏状况,他也无法知道。他深知他的哥哥是一位理财专家,不仅是一个医生!
但这次垮了。——盐的失败,是失败于官价的剧降。
文熙摊开两只手,在椅把上。
“五十万?”叔同重复一句。
“嗯。”文熙答。
“假使我们生活在北京呢?——就算遭了八国联军的烧杀吧!一座北京城比起我们的五十万,也不算渺小了;哥哥您平平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还没垮哩。垮了我们兄弟的家业,能垮了我们的骨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