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杂阿含经》卷十九，整卷在举证残障灾疾者，都是前世为罪做恶，今生始受此报。如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举体无皮，形如脯腊，乘虚而行，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为屠羊弟子，屠羊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今得此身，续受斯罪。诸比丘，如大目犍连所见，真实无异，当受持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册，一三六页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乃至尊者大目犍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遍身生毛，其毛似箭，皆悉火然，还烧其身，痛彻骨髓，乃至佛告诸比丘：『此众生者，过去世时，于此王舍城，曾为猎师，射诸禽兽，缘斯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地狱余罪，今得此身，续受斯苦。诸比丘，如大目犍连所见，真实不异，当受持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册，一三六页中、下）

　　将残疾视为前世恶业，今生受报；这种果报观念，亦与今日科学之印证不符；残障灾疾之因有多种，或因遗传，或因药物不慎伤及胎儿，或因工作不慎而致残障，或因无妄之灾而遭伤残，其因既多，而概以前世为恶，今生受报为说，不仅欠慈仁厚道，亦且与事实不符。

　　又，今日中西方学者，论述因果论者颇多，有的已能明示因果的局限性；但有的佛教徒则仍刻意将佛教偏向道德果报之说的因果论，恣意扩大，用以涵盖并解释所有的现象；若如此，则因果说可涵摄自然论，自然论亦可涵摄因果说；是则一切将成为名相之争，定义之争，将皆沦为戏论。

　　正因为因果说有其局限性，仅仅在解释道德善恶果报上即已如此，所以在中国，不仅先秦时不重因果说，甚至在两汉时，也不用因果说，而是采用比因果说还周圆的「三命说」与「承负说」。

　　总之，因果说有其局限性，在中国，纵使有人采用因果说，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或东汉道经的「承负」观念等，但也都是以家族的整体善恶来解说果报，而不仅仅囿限于一人之身，其说辞，亦远较个人因果为宽广合理；一人之善恶，每每会影响其家人之吉凶，并非仅影响他个人而已，此是凡愚之所共知。而汉代的三命说，也正因为有鉴于因果善恶报应说过于粗疏不周圆，所以才会有正命（命定）、随命（因果）、遭命三命说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