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学士文人，对于原从我国固有的儒道周易老庄等思想所
　　   演变而成之玄学底研究，已有空前之发展与优厚的成绩，同
　　   时，我国兼通「内」、「外」两学的高僧大德，一则多喜径
　　   用中国哲学，特别是玄学的名词、术语、概念、范畴、义理
　　   去加以翻译、解释、宣演原本传自印度的佛教哲学之名词、
　　   术语、概念、范畴、义理，再则多爱尽量去将整个印度佛学
　　   思想，来与玄学及我国其它某些传统迷信观念等，先予多方
　　   之融和，然后且与其传承的印度佛教思想重新加以组合，于
　　   是乎使魏晋时代所有的佛学之内涵，才与印度的佛学及魏晋
　　   之玄学底内涵，彼此并不完全雷同。此外，只因当年我国经
　　   常发生天灾人祸，形成社会动乱不定。而国人，特别是学士
　　   文人多半无非改尚清谈，转趋遁世。分别竞与高僧大德交接
　　   过从，相互标榜游扬。共同致力探索会通佛老名理，既不视
　　   为鄙贱或枉费，反而表现相当得意与十分开心。直到六朝之
　　   末，且因某些帝王之极力倡导与维护，于是源出印度的佛教
　　   与佛学，也就日益形成中国化之佛教与佛学，而随得衍生出
　　   来许多无非是属于地道的中国佛教佛学所有之宗派﹗但自李
　　   唐奠定宇内以后，帝王名臣竟然相继一变旧日之风气，咸以
　　   治世为要务，而轻出世之法术。且复特重「尧舜之道」与「
　　   周孔之教」，并谓其恰「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
　　   不可暂无。」【参看贞观政要（民国五十一年五月台北市中
　　   华书局影印聚珍仿宋台一版）卷六，页十。】其时，中朝选
　　   士拜官，定以五经为其所必修，文辞诗章为其所当晓。于是
　　   学士文人，匪不转习孔教文学，而忽视释氏之名理。平昔藏
　　   修习游，乃至「不读非圣之书」【参看旧唐书（「一九七五
　　   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卷一百六十五，页四
　　   三○○】。至于当年某些「士大夫」之与名僧交游，我也恐
　　   其交情，什九殆建立在诗文相投，而不是凝固在玄理之契合
　　   。姚崇在其尚未中「举」出仕之前，无疑的，必已多少受到
　　   这种社会新变的风气之感染。
　　   　　本来，计自李唐高祖至玄宗的这一段时期之中，我国「
　　   士大夫」，

　　   250页

　　   主要为了去以各个的心力来合成国家之「长治久安」，而在
　　   书面或口头表示「反佛者」，可说历代均有不少。譬如：傅
　　   奕以后，尚有狄仁杰、李峤、张延珪、桓彦范、袁楚客、李
　　   义、吕元泰、辛替否、韦嗣立、宋务光、宓原悌、魏知古、
　　   苏坏、斐摧等，无非都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人物【参看资
　　   治通鉴（「一九五七年」十月，「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二次印
　　   刷、出版），卷二百七，页六五四九～六五五○、六五七一
　　   ﹔卷二百八，页六五八五、六六○一、六六一八﹔卷二百九
　　   ，页六六二二～六六二三、六六二四～六六二五、六六三三
　　   －六六三四、六六三八﹔卷二百一十，页六六五九、六六六
　　   五、六六六八～六六六九﹔新唐书（「一九七五年」二月，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卷一百二十五，页四三九八﹔卷
　　   一百三十，页四四八八】。他们的「反佛」言论，大半无非
　　   是与前引姚崇的有关言论一样，分别指斥﹕兴佛造像立寺，
　　   实只劳民伤财。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且多品质卑劣，
　　   动辄为非做歹。佛殿为贸易之场，寺剎作逋逃之薮。坏礼教
　　   ，乱人伦。交通权贯，干预政事，于国无益，于民有害。至
　　   于像姚崇那样地在前引的奏疏中，径以「佛图澄最贤，无益
　　   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述证六朝之国祚均因兴
　　   佛而不得久长，这且实际亦为自傅奕之后，「士大夫」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