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本人信天照大神，敬佩武士道，还有禅宗。但是，我依然不了解禅。”　　
　　　　
　　 　　“我知道。历史告诉我们，隋唐之际贵国的‘大礼’小野妹子两度出使到敝国，结果把印度传给我们的经典，装许多船回去，便是你们今天的禅和武士道的祖宗。”　　　
　　　　
　　 　　“我们扯到什么时候？”雪子说。　　
　　　　
　　 　　“十点。”　　
　　　　
　　 　　“走吧。”　　
　　　　
　　 　　“对啦，让你写字。我不能破坏你的生活。”　　
　　　　
　　 　　“这是什么话？”叔同怔了怔。　　
　　　　
　　 　　雪子走了。　　
　　　　
　　 　　然而，一分钟后，雪子又回来了，她忘了带走一条手帕，同时她告诉叔同，她早上并没有走，只是上街等点心，现在真正是走了。
　　　　
　　 　　“我想到，人与人间，应该互相负责。”叔同自语。
　　　　
　　 　　“这便不是你说的话了！”雪子扭回头，抛下一句。
　　　　
　　 　　“谁的话？”
　　　　
　　 　　“我便不要任何人负责，缘合则聚，缘尽则散；什么负责不负责？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互相负责，才有良好的社会。”
　　　　
　　 　　“这句话有点靠不住，向自己负责，才有良好的社会。”雪子说。
　　　　
　　 　　“走吧！”
　　　　
　　 　　“就走。”
　　　　
　　 　　雪子走了。
　　　　
　　 　　“我不必向雪子负责。”叔同望着摆在桌上的宣纸，纸上隐约地浮现着要他负责的层层叠叠的人像：从他早死的母亲，他的妻儿，他的社会，乃至朱慧百、李苹香、杨翠喜这一班人物，这些人，隐隐约约，面容所表露的，是悲是喜，因无法看清，但有一点最相似，便是“爱”。
　　　　
　　 　　不管知识上，还是情境上，有一种造作，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你拒绝它，它也要自动地作一个或好或坏的结束。人类的一言一行一念，都包含着无数层“造作”的罗网；最后，束缚自己。
　　　　
　　 　　上野的第三年，雪子与叔同开始同住，那是自然的结果；在法理上，自无法解释；在情感上，如叔同先生这样的人，却无法不履行这种由友谊到情谊的过程；歌德活了八十岁，最后爱上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这个老头儿，也结过婚，但他恋爱了几十次，第一次他串演了《少年的维特》，在精神上，自杀了一次；但在西方，没有人评论他；他的《浮士德》却与日月同辉。
　　　　
　　 　　上野的春天与秋天交替。
　　　　
　　 　　雪子来了，
　　　　
　　 　　雪子去了；
　　　　
　　 　　雪子去了，
　　　　
　　 　　雪子来了；
　　　　
　　 　　最后，雪子通过她母亲的同意，终于与叔同共赋双飞。
　　　　
　　 　　爱情最后的归宿，便仅只如此。
　　　　
　　 　　“春柳社”一条美好的嫩芽，已从日本移到中国的南京和上海开花结实，成为中国戏剧与爱国运动的根源。
　　　　
　　 　　但在上野的第三年开始，春柳社的剧运，便随着大学的学术研究而终止。
　　　　
　　 　　代替春柳的，是学生的私人学术活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心灵被火一般燎原的庞大血花所吸引。叔同除了加深画的研究与音乐的造诣，也把心寄托在革命的文化事业上，在上野，他又创办了“音乐杂志”，寄到上海去发行；他想象中的将来，是把艺术带给新的中国命运，一个国家的兴盛，其艺术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一个积弱的国度，几乎没有新兴的艺术与天成之才可言。
　　　　
　　 　　从一九0五，到一九一0年初夏，整整五年，消耗完了上野的全部时间；上野不仅造就了李叔同，也决定了他而后三十年艺术上的宿命与人生形而上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