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涛新婚第二年八月，戊戌事变发生以后，这时他们一家人已到了上海。
　　
　　 　　当时立宪派的康长素同梁启超变新法不成，惹得“太后老佛爷”烦了，抓得整个北京城的新党分子鸡飞狗跳。除了康梁看风不对，逃到天津，躲到六国饭店避风，之后又乘洋船逃到外国去了，像谭嗣同那些鼓吹新政的“君子们”，不是下狱，就是叫慈禧杀了！
　　
　　 　　中国已经够狗屎的了，偏偏朝廷要把狗屎朝脸上当粉搽，那个妇人，不只杀了新党，后来还杀了她的“儿子”——光绪帝，这个可悲的青年，像苏格拉底一样，是饮鸩自裁的！
　　
　　 　　这就是政治现实，文涛把它一丝一扣地看到眼里，而且整个北方都罩在那个昏乱的老女人掌握下，在南方的人们，倒因为天高皇帝远，活得有生气些！何况康梁也都是南方人，南方人接触到西风早，他们知道，不实行新法是不行的！不接受新的东西，旧的壳子就舍不得剥掉；金銮殿是何等地辉煌？
　　
　　 　　北方哪，中国的大原野，没有可为的了！
　　
　　 　　文涛气极了。如说气极，不如说叫这些醉生梦死的人们，弄得连活的勇气也没有了。这些人没有一天不喊“忠孝仁爱孝悌”的口号，刚好就证明这些东西，真正地灭亡了！
　　
　　 　　不如意！于是他主动地利用一个机会，拉着新娘子，到母亲屋里，开了一个“圆桌会议”。
　　
　　 　　“娘！”文涛跟娘请了安，先开口：“我们这家人，到现在算全了！可是在这里，即使传上一千代，种一万个种，出了的芽，总不会周全！北方的局势这么乌烟瘴气，叫人头痛，娘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何不到南方另砌炉灶？”
　　
　　 　　母亲听了文涛这突然一提，不由一怔！
　　
　　 　　“到南方！南方什么地方好呢？”母亲瞪媳妇一眼，新娘子却是笑而不答的。她知道，有婆婆同丈夫在，她不便多舌；而且，这不是家常话！
　　
　　 　　“到上海！”文涛说，顿时眉飞色舞起来。“上海是大江以南的人文集粹区。目前，长江的人文形势逐渐代替了黄河流域的人文地位了！那儿有新人，新事，新学；那儿少的是雉鸡翎子与复古，那儿是大有可为的！”
　　
　　 　　“依你的看法，我们这就搬吗？”母亲有点疑惑。
　　
　　 　　“这就搬！我们走，还有谁留恋？”
　　
　　 　　母亲郑重地点头同意，裁决了这项措施，说：“这件事——做得有脑筋，也有分际。那就该准备吧！有你们整天在我眼里走动，我总会把上海当天津的。”
　　　　
　　 　　于是这一家人，便择了吉日，文涛，奉着母亲，带着妻子，由水路直下上海。
　　　　
　　 　　上海是一片新气象，它最大的长处是，在北京不敢说的话，在这里可以大放厥词！凭着文涛这股子“异端”，一下子就打进去了。要说不杀人是可以的，不变法，凭什么生存？
　　　　
　　 　　当时，他很快地加入了一个文化团体：“城南文社”。
　　　　
　　 　　在那个青年文化人的集团里，他突然像长了翅膀，于是他又镌了一方印，以明志，印文曰：“南海康梁是吾师”！
　　　　
　　 　　这是一方大篆，篆文笔力隽逸而奔放，是一种最新的阳文作品，边儿是碎花的！这是戊戌冬天的事！
　　　　
　　 　　本色　
　　　　
　　 　　文涛，这块天然玉，突然投进了中国新文化的摇篮——上海，上海的“沙龙”里，也就够热闹的了！
　　　　
　　 　　上海滩的“文化沙龙”，不仅包括了少年文士和一批新学分子；这个本性风流的十里洋场，还保留了中国另一浪漫传统。它把“艺妓、歌女、唱昆曲的旦儿”也都一网打尽，有志一同。
　　　　
　　 　　文涛把上海的家，为迁就那一批文学界的盟友，第二年，便从法租界的卜邻里，搬到城南好友许幻园家住下来了；这一伙文坛上的同志：许幻园、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都是那个时代尖儿顶儿的人物，再加上李文涛这位北方公子爷——他们还不过瘾，干脆，他们择个以文会友的“有酒、有女”夜，连结成金兰之好了！如果，这些人真不在乎自己的祖宗在坟墓里嚎啕大哭的话，像能诗能文的小狐狸朱慧百，多愁善感的名妓李苹香，还有以后的平剧名旦杨翠喜，都曾“红袖加盟”；而且事实上，这些“艺妓”，既文采也风骚。
　　　　
　　 　　于是，这个集团，三天一征文，两天一聚会，除了诗云子曰，文涛的书、画，文涛的金石，样样都突破当时的水平线。
　　　　
　　 　　他的心情，对上海文坛也许还感觉不够满足吧，或许当时的情况，比之“唐六如”寄情怀于“九秋香满镜台前”的景况更糟，他虽有“昭容”，而且他的妻，在这一年也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了，他还不满足呀！他深觉得心情落寞而苍老了。在夹缝里，以文名为号召的“青楼艳妓”，为倾慕李瘦桐的风流本色，而文涛也为了情另有所钟，也就来往于美人、名士、文坛、香榻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