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umi-Sastra)哲学的方法。后来他作了许多与此论有关的
　　   典籍的疏释。他的训练与热忱促使他达到一位学者的极大成
　　   就。
　　　　  从另一资料，也证实西明寺是一学术中心。据说该寺拥
　　   有在京城两个最华丽的讲堂之一。那是用香泥筑成，而深度
　　   颇巨。其另一能与此相比的是崇福寺(注42)。除此讲堂外，
　　   它并为翻译梵典的场所。据良秀传，他是另一居住西明寺的
　　   同人，据说他被皇帝任命去与迦湿弥罗的般若共同译大乘理
　　   趣六般若蜜多经为汉文(注43)。此工作完成于贞元五年(西
　　   元789)。后来他对此经作一疏释(注44)。在某种情况下，我
　　   们或可以说，在当时，西明寺是中国的那烂陀大学。
　　　　  追溯那促使他在西明寺去专攻金刚经及大乘起信论的主
　　   因，那好像是当时佛教徒众，从皇帝开始，对它们的热忱，
　　   给了他以深厚的撞击。道氤传(注45)告诉我们说唐玄宗于开
　　   元二十三年(735)对金刚经作了一御注浅释。于此作品进行
　　   之际，皇帝曾屡次向他请教。于完毕之后，他特命他(道氤)
　　   去为该注作一包容丰丰富的疏释，其名曰﹕御注金刚般若波
　　   罗密多经宣演。那是一相当长的作品，共二卷，约六万三千
　　   五百字。该书不曾被收入于传统的中国大藏经，但很幸运地
　　   是被保存在敦煌石窟写卷内，而现在已被列入于大正藏(注4
　　   6)。据说此御注金刚经是「刊勒金石」而流布于中国各地(
　　   注47)。若我们相信此记载，那意谓金刚经于一般民众是非
　　   常普及。
　　　　  除了为金刚经的注释者外，道氤并为成唯识论及妙法莲
　　   华经作疏解。附加于此的为他甚专精于瑜伽师地论，成唯识
　　   论，百论及因明等佛典(注48)。大约在此时(公元735)昙旷
　　   安居在西明寺。因秉性聪明及观察锐敏，他了解当时佛学研
　　   究的动向。他在稍后所作的若干疏释，很可能是深受于740
　　   去世的道氤，及其它诸师的影响(注49)。
　　　　  另一典籍为昙旷所专攻的是大乘起信论(Mahayana-Srad
　　   dhotapada-Sastra)。据说那是马鸣(Asvaghosa)着，于公元
　　   550第一次被真谛(Pararartha)译为汉文(注50)，而于700被
　　   实叉难陀(Siksananda)重译。不过，现代的中日学者对其确
　　   实性发生疑惑，并倾向于暗示那是一位中国学者的作品(注5
　　   1)。唐代初期于适用的疏释中法藏所作的大乘起信论义记，
　　   及大乘起信论义记别解(注52)甚引起昙旷的热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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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攻于此，而他应从彼获得利益。对于此我们将以后再说。
　　  
　　　　  可附带提及的为法藏是华严(Avatamsaka)宗的第三祖，
　　   一部份时间他曾参加玄奘的译场。他也是实叉难陀(Siksananda
　　   )的译经助手。他于先天元年(713)在洛阳去世(注53)。
　　　　  上列观察可供给我们一个粗疏轮廓关于昙旷在西明寺修
　　   学的背景，当时的佛教文化活动及几位著名大师及其贡献﹔
　　   他们或许直接与间接地影响了他。此诸影响是反映在他的注
　　   疏中，尤其是在他之选择那属于或与法相宗(Dharma-laksana
　　　　 School)有密切关系的经典。
　　  
　　   三、政局波动及其归去
　　  
　　　　  关于他在首都居留的时限，及何时归返故乡，我们不曾
　　   发现任何引证。根据他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的序(大
　　   正藏﹕二八一二号)，他之弘扬佛教及宣讲工作开始于其回
　　   到「河右」之后。此名词与「河西」相同。为了熟知其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