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培养人才

（六）以佛法统理系统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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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台湾社会科学的发展比西方晚，所以无论是理论基础或研究方法都受其影响。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宗教领域上，譬如：素有「人类学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一书中的第二卷中，就着重人类初始的宗教现象。[1]　但是目前台湾的学者，很少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教，尤其更少有人跨领域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来和佛学研究方法互补相成。

在现今多元方法交叉检证（triangulation）的研究策略已渐受重视之际，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其实应纳入基础训练之中，以使研究者能善用研究工具与不同的方法取径，并对搜集得来的资料更进一步的掌握与分析，以臻研究之精神。[2]　笔者想磨炼自己的学术修养，让自己有一点「学术艺师精神」，[3]　也试图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教，使台湾佛教学者能注意到此要点，这是笔者的第一个研究动机。

第二个研究动机来自「法身寺创办人──詹．孔诺拥优婆夷的荼毗法会」。2002年2月3日法身寺举行「法身寺创办人荼毗法会」暨「全泰国斋僧大会」，邀请全泰国三万道场的住持长老应供。法会那天，有两万九千八百多位住持长老出席，共有十二万多僧侣、三十多万居士聚会一堂。笔者有幸担任法会义工，亲眼看到伟大、庄严的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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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宁静的声音，感到孝顺报恩的气氛。许多参加者好奇地问我：「詹．孔诺拥优婆夷对泰国佛教的影响力怎么这么大？」返台后，又有许多人看过此次法会纪录片之后问我：詹．孔诺拥优婆夷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她的荼毗法会呢？一位老人怎能建立这么大的道场？在南传佛教传统之下，一位优婆夷怎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她的号召力是什么？

因此，笔者想从十一年来接触法身寺的亲身经验，搜集分析相关资料，同时深度访谈相关人士，归纳出法身寺蓬勃发展的要素和检讨其组织规模，作为其它道场之参考。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是探讨法身寺蓬勃发展的要素，笔者以法身寺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和国内外弘法管理的比丘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以及法身寺书籍、期刊、录音带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另外，因为法身寺的工作内容繁多，一个企划案即值得研究成一本论文，所以在研究范围的深度上，希望能让读者看出法身寺的整体架构，是透过什么样的因素而能发展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