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弘公本人，后来也说：“……迩来目力大衰，近书《华严集联》，体兼行楷，未能工整，昔为仁者(著者按：此指蔡丐因居士)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
　　 　　不过，他以后写的经，依然是若干年后佛学行人所无法比拟的。
　　 　　弘公每当写到经卷的尾部，落款时，都注了写经的时间、地点、写经人名氏。
　　 　　像《地藏经见闻利益品》便是落下“岁次析木(即丙寅)江州匡山寺沙门月臂书”。
　　 　　活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人，如看到大师手写经卷的影印本，一定发现卷末所写的款格，都不一样，落的名号也不一样。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他怕虚名的困扰，所以，他的辊名、别号，也多得到七十几个。第二，他住的寺多，事实上，他没有固定住在哪个寺里，他过的是一种合乎佛律的“云水生活”，到一个地方，便落一个地方的名字。何况他的身外物也不多，除了一肩破行李，和随身的经卷，便是赤脚芒鞋，挂单到哪里，哪里便是他的寺院。
　　 　　即使那些珍贵的经卷，一旦离此而他去，他也把这些典籍供养给常住，等他到第二个地方，再重新整理，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他出家后飘泊九年，从没有把哪个寺院，当作他的财产，当作他的命本；即使在温州城下寮，也只是“客乡”，暂住静修而已，一旦离开，此缘便了。
　　 　　到另一个寺，又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了，这正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态度，从未挂心于死后没有哀荣，生前没有场面。
　　 　　一个出家的人，一旦为家忙，释迦佛能说什么呢？弘公似乎注定他流浪式的命运，他在牯岭几个大寺里，都参些日子，在残冬酷寒以前，便再度回到杭州；这一次回杭州来，不是住在西湖招贤寺了，而是住在一个从没有住过的杭州清波门外城隍山常寂光寺。一到那里，便是“闭关”。这“闭关”呢，在事实上，也与一般比丘的关期不同，弘公闭关，只等于严律自己刻苦追求佛道而已。只要有缘迁单他处，也便随缘而去，并不因关期的限制，流作以寺为家。
　　 　　照道理，他住到招贤寺不是更好吗，那里是他的老友弘伞法师的寺。但是他不，他是一个云游的沙门，但又不同于一般云游的沙门；他处处闭关，但又不同于一般人的闭关；他有一种自己的学佛原则，使他形成一个性格突出与众不同的典型比丘，使他成为每个在家居士、出家比丘所崇敬与参学的榜样；便因这样，使僧界在那一度时间内，发生了心理上的清凉作用，使比丘的凡夫情境，顿时放下许多。即使三千年后，有人读到他的传记，研究过他的事迹，也会使“懦夫立、贪夫廉”；在比丘而言，更待何说？
　　 　　弘一与弘伞两位法师，连袂回到杭州，这时刚逢革命军北上，中国国民党内部潜伏着相对的势力。也正为“革命”这两个新鲜字，曾使中国人获得自由，年轻人获得理想；在北方，基督将冯玉祥见庙便拆，见佛像便毁；党内激烈分子，见和尚便要勒令还俗，见到寺庙，要改做学校、工厂，见了有香火的地方便说是迷信，也从这时开端。
　　 　　这正如“自由、自由！有许多罪恶，都假汝之名以行”一样，“革命”被廉价地利用，这两个字变成双锋的利刃，一面铲除罪恶，一面错斫真理。
　　 　　于是，在不明原委之下，“消除佛教”的议论，在江浙两地风行。
　　 　　这时候，灭佛教、驱僧尼、办学堂的高论，一旦从知识分子的嘴里吐出来，从官府的衙门里发出布告，可糟了，使沪杭两地的佛教界，突然像着了火一样紧张起来，这关乎佛徒全体的命运，如果一旦由当权者干下来，少不得“三武一宗”灾难重演。因此，在上海南京一带，已有印光、园瑛几位著名高僧与政府间交涉，呼吁奔走。
　　 　　——当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宪法上已把“宗教信仰自由”的字样标明，要知道那个时代连“自由”真正的定义，人们还蒙蔽着；在目前来看，那个小风潮，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代，佛教的菩萨们，谁都有摇摇欲坠的危机，势如“山雨欲来”。随着革命的风潮，在大江南北，处处寺宇，已有地方的土豪劣绅官僚，把佛菩萨搬家，硬改成洋学堂、看守所；像印光、园瑛、太虚、弘一这些当代的龙象，还能忍心坐视？
　　 　　在浙江方面，能面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说话的，怕也只有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了。
　　 　　对世间一切的应酬、来往，弘公视之如野火烧身，避之犹怕不及，但对这把野火要烧及佛头的把戏，便挺身出头了。在高级知识分子群里，他的朋友多，学生多。主张对和尚们大施冤狱的，其中也有那一班的朋辈。
　　 　　他在残冬前闭关于“常寂光寺”，本是继续他的苦行生涯，可是不到三个月，关外的世界，已乱成一团，便顾不得掩关的自我规律。在一九二七年(丁卯)二月底一天，首先在关中把分写各方面的信写好，交给浙师老友堵申甫居士，要他转发，并且在第二天出关，然后再开出一张会客的名单，请他们到寺里来，就“灭佛逐僧”问题，有所商谈。
　　 　　——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看来，毁灭佛教的计划，当然不是局限于浙江一省。
　　 　　弘公所邀请的人物，主要的是地方国民党内重要负责人这一辈青年。
　　 　　在发给教育当局人物的信里，也竟有当代国学大师蔡元培，以及省教育界的官员——他的老朋友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这些知识分子，所指定要灭的目标，自然不是他们的朋友——弘一大师李叔同。他们要毁的、灭的，据说是形同废物的迷信寺庙和整天不事生产敲敲打打的和尚，这些人形同中国的“吉卜赛”，当然比“犹太人”还是不如的。这种号召，没有考虑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人类心灵问题，至于“基本人权则更没人管他了。这些“人权、信仰”自然是后来人们的事。那时候的人，不管是谁，都有权辱僧骂尼。
　　 　　和尚在中国人当中自然是“少数派”。何况他们实在软弱得没有资格成一个派。除了托托人，哀告哀告，抗议、请愿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否则杀头、毁寺，更快。